“实事求是”是我细雨成阴们党一切工作的基础

　　何载个人照。受访者供图

　　何载原名容恭，1919年11月生于甘肃成县，今年整100岁了。在革命年代，他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何载，意思是愿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力拉车、负重前行。1936年他参加革命，1938年2月入党，曾在中央西北局工作，1950年先后任中央政秘室秘书、中办秘书室副主任、主任，兼中南海总支书记。1958年至1979年，他被下放到农村，参加劳动21年。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后，百废待兴，人民期盼着拨乱反正。次年，胡耀邦任中组部部长，主持冤假错案平反。随后，何载被调往中组部，任秘书长兼干部审查局局长，具体负责平反冤假错案。1995年退休后，年过七旬的何载把全部精力放在了扶贫事业上。

　　去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授予何载“改革先锋”称号。他被评价为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执行者，为广大干部投身改革开放热潮创造了条件、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何载说，“我只是做了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做的本职工作。总的来说，我是幸运的，只是我蒙受党和人民哺育得多而贡献得少。”

　　谈冤假错案平反

　　“至关重要时刻，邓小平适时提出‘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

　　新京报：当时平反冤假错案，具体有哪些阻碍？

　　何载：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百废待兴。人民期盼着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平反冤假错案。

　　“拨乱反正”这四个字，包含着多少沉重的内容啊！真是征途险恶困难重重。当时，“两个凡是”是最大的拦路虎，到底有多少冤案，谁也说不清楚，胡耀邦刚到中组部就说，“积案如山，步履维艰。”

　　另外，平反冤假错案还受到官僚主义和派性的严重干扰。有的领导干部不催不办，催而不办；既不从命，又不受命。有的党委组织和政府部门给属于本派的人“好说、好办”，不是本派的人“顶着不办”。

　　新京报：突破口是如何打开的？

　　何载：在至关重要的时刻，邓小平同志挺身而出，适时提出了“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说的话要正确对待，不能把这一时期说的放到那一时期。这打破了“两个凡是”的禁区，为拨乱反正奠定了大方向，断掉了“拦路虎”。邓小平还提出了“宜粗不宜细、宜宽不宜严、宜快不宜慢”等几个原则。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胡耀邦提出要全党办案，还提出了“两个不管”：“经过实际调查核实，分析研究，对不实之词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哪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这把人们头上的紧箍咒打破了，为平反冤假错案打开了道路。

　　谈“实事求是”

　　“对个人来说是道德问题，对我们党来说是一切工作的基础”

　　新京报：这项工作很庞大也很复杂，办理起来压力是否很大？

　　何载：平反冤假错案，影响面大、牵涉人多、案情繁杂，我们很着急、压力也很大。我自己蒙冤了21年，我特别能理解这些申诉同志所受的委屈和盼望平反的急切心情，我与他们感同身受。那段时间，面对雪片似的信件，我们夜以继日处理，每天吃住基本都在办公室，没下过楼。

　　新京报：在落实干部政策时，最重要的是要坚持实事求是。你如何看这个问题？

　　何载：实事求是，对个人来说是道德问题，对我们党来说是一切工作的基础。我们党群众路线的根基里面就蕴含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没有实事求是就谈不上具备调查研究的方法，更谈不上给群众办实事。干任何工作能不能成功，关键是能不能实事求是。

　　平反冤假错案这项工作非常复杂，影响面大。必须坚持把实事求是贯彻到工作全过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全面地历史地看待干部，以事实为依据，以党的原则为准绳，做到是非清楚、功过分明，使各个历史时期各种错综复杂的案件得到合情合理的处理，真正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新京报：谈谈“平反冤假错案”的历史意义。

　　何载：这是我们全党参与的一项伟大工程，总设计师是邓小平同志，贯彻执行的是胡耀邦同志。这么多冤假错案平反，说明只有我们党才有这个胆识、勇气、魄力和能力，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为大批干部伸张正义，解放了干部，为中国改革开放扫清了障碍。这批人中很多人很勇敢，投身改革开放浪潮，有的担任了省委书记、省长，大胆作为，对改革开放起了推动作用，维护了中国社会持续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是一种历史性贡献。

　　谈参与扶贫

　　“扶贫过程也是解放干部思想的过程，提高他们对改革开放的认识”

　　新京报：退休后你将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扶贫工作中去，是什么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