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何能做到减贫贡献全球第一？

“弱鸟可望先飞，至贫可能先富。”1988年，习近平同志来到福建宁德任地委书记。数年脱贫实践探索后，习近平在《摆脱贫困》一书中，提出了“弱鸟先飞”“因地制宜”“扶贫先扶志”等极富创见的扶贫思想。

经过30年不懈奋斗，昔日“老、少、边、岛、贫”的宁德地区实现“先飞”：2018年农民人均年收入从30年前的不足160元增加到16147元，提高了百倍！这是中国脱贫样本中的一个典型。

1978年末，我国农村贫困人口7.7亿人，农村贫困发生率高达97.5%。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贫困人口大幅减少。2013-2018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累计减少8000多万人，每年减贫人数都保持在1200万以上，贫困发生率从10.2%下降到1.7%。832个贫困县，已脱贫摘帽436个。

“中国减贫事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对全球减贫贡献超过70%，为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作出了重要贡献。”联合国驻华协调员罗世礼评价。

一个在1949年“一穷二白”、连“温饱都成问题”的国家，何以实现减贫贡献全球第一？

举国体制造蓝图

——不可替代的制度优势

“坚持党的领导，发挥社会主义制度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这是我们的最大政治优势。”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掷地有声，言犹在耳。

1996年，东西部扶贫协作开启壮丽征程，福建与宁夏结成帮扶对子。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来到“苦瘠甲天下”的西海固地区，提议将不宜生存地方的贫困群众“吊庄”搬迁，建设新家园“闽宁村”。

23年弹指一挥间。闽宁村从无到有，从贫到富，逐渐发展成为常住人口达６.6万人的闽宁镇。成片的葡萄园、红树莓园、光伏大棚……昔日的“干沙滩”变成了“金沙滩”。

“闽宁模式”这把金钥匙，打开了深度贫困地区脱贫致富之门，更打开了扶贫工作的新思路：闽宁协作、苏黔情深、粤桂“来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这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到，充分彰显了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为做好扶贫这件大事，中国还集中了哪些力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先后选派挂职干部和驻村第一书记1727名，投入和引进帮扶资金713.7亿元……

自2015年“万企帮万村”活动开展以来，已有5.54万个民营企业参与帮扶，帮扶贫困人口数达755.98万人……

财政部数据表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财政建立“支援经济不发达地区发展资金”，支持贫困地区农业、乡镇企业、基础设施等事业的发展；2001年至2010年，中央财政累计安排财政扶贫资金1440多亿元，年均增长9.4%；2019年中央财政补助地方专项扶贫资金1260.95亿元已全部下达，比2018年增长18.85%，连续四年保持每年200亿元增量。

“好钢还需用在刀刃上。”优化配置全国资源干好扶贫这件大事，更离不开从中央到地方严密的制度性安排：坚持“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体制机制，中西部22个省份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向中央签署脱贫攻坚责任书，层层立下军令状，级级传导压力，建立各负其责，合力攻坚的责任体系。形成“五级书记抓脱贫、全党动员促攻坚”的局面，为脱贫攻坚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障。

经过70年的接续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脱贫攻坚，我国形成了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三位一体”的大扶贫格局，实现了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惠及人口最多的减贫进程。

“中国共产党，瓦吉瓦（好极了）！习近平总书记，卡莎莎（谢谢）！”四川大凉山70岁的彝族老人吉木子洛住上了新房子。这句彝语表达了她和村民对党和国家发自内心的感激。

中国扶贫为什么行？“我们有一个举国体制，这是任何国家都学不来的。”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郭晓鸣如是说。

全国各地齐落针

——因地制宜的地方实践

“推进扶贫开发、推动经济社会发展，首先要有一个好思路、好路子。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理清思路、完善规划、找准突破口。”习近平总书记一语道明了精准扶贫的落子方向。

“脱贫，关键是要有产业。有了产业就有就业，有了就业就有增收。”河北省滦平县于营村第一书记、人民日报社评论部编辑吕晓勋认为，产业是习近平总书记口中因地制宜的突破口之一。

滦平县是人民日报社的对口帮扶县。吕晓勋挂职的于营村，辖区内85%以上为山坡地，资源匮乏，交通闭塞。在这座有900余人的村庄，建档立卡贫困户将近1/3，村民长期以来“靠天吃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