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巡视制度是“国之利器、党之利器”？

2014年12月的一个周末，北京，寒风凛冽。

位于金融街的中国联通大楼显得冷冷清清，然而时任中国联通党组书记、董事长常小兵的办公室里却是一番“剑拔弩张”景象。

承担对中国联通党组巡视任务的中央第八巡视组组长宁延令和一名巡视干部端坐在沙发上，目光敏锐地投向了办公室里一道紧锁的房门。

面对巡视组的“突袭”，常小兵乱了方寸，只得叫秘书将门打开。不出意料，跃入眼帘的是堆满半间屋子的贵重礼品，有名烟、名酒、名茶，还有字画、工艺品等上百件。以此为突破口，常小兵涉嫌违纪违法的问题线索浮出水面……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巡视工作“揪”出了包括孙政才、苏荣、周本顺、王珉、白恩培、王三运、黄兴国、卢恩光等在内的一批高级领导干部违纪违法问题线索。数据显示，中央纪委立案审查的中管干部案件中，超过60%的问题线索来自巡视。

深入发现问题，形成强大震慑，巡视提振了全党全社会的反腐信心，凝聚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强大共识，在党中央管党兴党、治国理政建设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试问天下‘绝世武功’，谁与巡视利剑争锋！”巡视制度为什么“能”？

打破藩篱束缚，巡视上演真实“反腐大片”

1989年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党中央提出开展巡视工作，并对如何开展巡视进行了初步探索。此后，从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建立完善巡视制度，到十七大把巡视写入党章，再到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让巡视成为“国之利器、党之利器”，亲自主持召开20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研究巡视工作，对加强和改进巡视工作作出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巡视制度重新焕发活力，上演了一系列比热播电视剧《人民的名义》更真实更精彩的“反腐大片”。

发现问题线索，巡视利剑“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十八大之前的近10年的巡视工作“拔”出了包括陈良宇、侯伍杰、徐国健、李宝金等多名高级官员案件的部分线索，巡视的重要作用被广泛认可。但由于巡视制度实施之初，指导思想、工作定位、巡视内容尚未明确，存在任务宽泛、内容发散等问题，同时，巡视组和巡视对象关系比较固定，巡视对象往往容易“钻人情空子”，巡视效果也大打折扣。

十八大之后，上述情况得以扭转。

“他是恐惧的，从2014年巡视结束了之后，10月份把他一个关联人抓了之后，他晚上都靠安眠药才能入睡。他还是非常担心的，所以他就想方设法地去接触这些纪检干部，去拉拢腐蚀这些人。”这是2014年中央巡视组结束对甘肃省巡视后，时任甘肃省委常委、副省长虞海燕的真实写照。

拉拢中纪委第九纪检监察室原副主任明玉清，通过利益输送让其帮助自己抹平问题线索，虞海燕自认为有了纪检干部在背后撑腰便可高枕无忧，各种违纪违法行为变本加厉。

然而，十八大以来，中央巡视组打破了此前组长一届5年任期的惯例，实行一次一授权、一次一任命和 “三个不固定”，斩断了巡视组与被巡视对象的联系，这也使得虞海燕的“靠山”不再可靠。2016年11月，明玉清落马，两个月后，虞海燕被查。

这样的变化为何带来如此成效？其背后是巡视监督独立性的强化。

十八大以来，中央巡视建立组长库，选用刚离开一线或现职省部级领导干部等担任组长，每轮巡视之前都要根据具体情况从组长库中确定巡视组组长人选，一次一授权，并实行严格的回避制度。

“每一次开展巡视工作时，究竟巡视哪里，具体担任什么职务，我们提前都并不知道。我们与被巡视单位几乎同时得知巡视授权情况。”全程参与十八大以来所有巡视工作的副部级巡视员宁延令表示，这种方式使得巡视组可以不受干扰集中精力开展工作，斩断了一些人提前打听情况甚至说情的通道，为坚持党性原则、秉公巡视打下了良好基础。

找寻蛛丝马迹，巡视练就“千里眼”和“顺风耳”——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相统一，以党内监督带动其他监督，积极畅通人民群众建言献策和批评监督渠道，充分发挥群众监督、舆论监督作用。”十八大以来，在巡视工作中将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相结合的方向愈加明确。

到相关部门了解群众举报信息，带着问题线索去巡视；公开巡视组名单、电话和邮箱；通过个别谈话、约谈、访谈等听取群众意见建议；到干部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和单位了解情况，进行明察暗访……巡视工作坚持走群众路线，通过各种形式方法“广接地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