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小巷总理”为什么管用？

1949年10月1日，北京，开国大典。

20天后，10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在北京宣告成立。新上任的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主持了政务院第一次政务扩大会议。政务院设政治法律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和30个部、会、院、署、行。

两天之后，10月23日晚上，在千里之外的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上羊市街，250多名居民代表接到通知去西牌楼小学礼堂开会。昏黄的电灯下，他们每个人领取了一张选票，代表辖区2250户选出老百姓自己管理自己的一个组织——居民委员会。

居民委员会由主任、副主任和居民委员组成。其中，居委会主任因为工作在街头巷尾，负责的事务又包罗万象，以至于很多人愿意把他们称为——“小巷总理”。

在广袤的国土上，崭新的人民共和国就这样一边铺陈开宏大设计，一边勾描着细腻工笔……一切都是这个古老国度里从未有过的新气象！

“陈总理”上任记

陈福林是上城区上羊市街的一名人力车夫，念过3年小学，是个走街串巷的热心肠。这条街上谁家有个婚丧嫁娶都少不了喊上这位“陈家大儿子”来帮忙。1949年5月杭州解放，人力车没人坐了，陈福林便来到当地一家工厂当力工，“小伙子有力气，干活实在”是大家对他的评价。

陈福林铜像。吴楠摄

选居委会那天晚上的经历，陈福林生前多次谈起：“那天发的选票是一个油印的纸质条子，约8厘米宽、18厘米长。纸上共印了21个候选人的姓名，在姓名后面有空格……”

一人一票的选举，很快有了结果，24岁的陈福林当选上城区上羊市街居委会主任，毕业于上海法政学校的陈道彰当选副主任。一起选出的还有另外7名居委会委员，分别负责生产、公安、民政、文教、卫生等事务。

还原1949年上羊市街居民委员会选举现场场景的油画。吴楠摄

“陈家大儿子”当上了居委会主任！200多位居民代表既兴奋又新鲜，有说有笑地走出了会场。剩下的，是当初国民政府任命的20多名“保长”。说起“保长”这个职务的由来，还要追溯到宋代王安石变法创设的保甲制——十户为甲，设甲长；十甲为保，设保长。到了国民党统治时期，保甲制成为维护其反动统治的工具。花多少钱能买个“保长”的职位，从来就不是秘密。

新旧交替，永远不会有和颜悦色。就在选举结束之后，直到一位同志把手枪拍在了桌子上，这20多个“保长”才不情愿地交出了印章。陈福林拿个包袱皮把这些印章一包，拿回家当柴火烧了。

在漫长的历史中，这个夜晚的故事起初毫不起眼。但是，为了梳理出这个故事，民政部组织专家学者从2004年开始，展开了为期4年的漫长寻访研究。2008年6月，最终宣布上城区上羊市街居委会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居委会。

这250多位居民代表成了中国基层民主的最初实践者。而这位刚刚当选的陈福林主任也绝不会想到，自己竟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小巷总理”。

这位“小巷总理”一上任，面对的工作就又多又杂。个别居民卫生习惯不好，随地大小便，陈福林和居委会一班人商量，盖了两间简易公厕；国内一些地区遭受洪涝灾害，居委会干部就挨家挨户去募捐；抗美援朝，陈福林去慰问军烈属，动员青年参军报国；户口大清查，居委会协助有关部门清查出了31名特务、151名吸毒人员……

旧社会保甲制的核心诉求是人身控制，而新中国由人民选举产生的居委会，则是把为人民服务作为初心使命。这便是新的社会基层组织与保甲制的根本区别。

现在的上羊市街社区居委会指示牌。吴楠摄

今天我们回顾“‘陈总理’上任记”，不只是要讲述陈福林个人的传奇命运，而是要在这个故事中寻找“小巷总理”这个制度的基因。

陈福林是人力车夫，他的居委会同事里有木匠、女工、女教师、银行经理和茶馆老板。这些人本就是杭州城里的普通市民，选举他们的也是普普通通的街坊邻居。新中国的建立，开启了千百年来中国人从未经历过的崭新历史——人民当家作主。而那一晚的小小选举，则是这段大历史在中国最基层的投射。

在中国，“小巷总理”从来不是个体，而是代表了一种制度，一种基层治理模式。2019年9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新中国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举行第十七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学习时强调，我们党自成立之日起就致力于建设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提出了关于未来国家制度的主张，并领导人民为之进行斗争。

1953年至1997年杭州市部分城区的选民证。吴楠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