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市域社会治理的“天津算式”

原标题：创新市域社会治理的“天津算式”

秋日的午后，走进天津北辰区瑞益园社区，置身公园的感觉真真切切——牡丹园、月季园、听书园、党建园、民俗园、健身园、统战园……每个园区各具特色。还有“北辰百姓议事广场”，总有人在此讨论社区发展的事。

若不是听居民介绍，记者难以相信，就在几年前，这里还是一个环境脏乱、违建林立的保障房社区。后来，当地党委下决心整治，基层政府投资，社区统筹管理，志愿者无偿服务，物业公司出钱装饰，共同成就了社区的今天。

瑞益园的华丽转身是天津社会治理优化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天津以加强党建为引领，以放权基层为重心，联动统筹各种力量，逐步探索出创新市域社会治理的“天津算式”。

“书记带头”下基层：党建凝聚社会治理向心力

16日实地察看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筹备等情况；17日去辖区内多家养老机构调研；18日到区属国有企业调研……这是10月中旬天津市和平区委书记陈绍旺的几项日程表。

“社区换届遇到问题，我去解决；街道卫生出了状况，我去解决；邻里出现纠纷，我还会去解决。社会治理没有小事，因为我是‘战区主官’，是第一责任人。”陈绍旺说，他的办公地点已经搬到了百姓身边。

在天津，“战区制、主官上、权下放”是早已深入人心的社会治理原则，全市被视作国家治理的一个“战区”，16个区、248个街镇、5205个社区村层层划分为“分战区”，各“战区”党委书记是该区域社会治理的第一责任人。

“市域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石，天津作为一个直辖市，既有城市也有乡村，社会治理层层‘战区’的划分，既有利于各级在全域范围内调配资源，也有效避免了责任主体不清、职责权限模糊的问题，而党委‘一把手’负总责的机制，则确保了党建引领这条纽带切实发挥作用。”天津市委政法委专职委员何德成说。

南开区万兴街道域内驻街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有46家，过去，很多单位级别高、难协调。现在，天津市构建街道“大工委”、社区“大党委”，万兴街道工委与驻街单位形成了共建共治合力，挺起了街域治理的“主心骨”。

除了政府部门，党建也把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拧成一股绳。河西区解放南路商圈有5家大型卖场、12家大型商业体，过去党组织不健全、市场同质竞争无序。2018年，“商圈党委”成立，聚焦党建、经济、民生，深入开展27项服务，优化了营商环境，也改变了商圈面貌。

目前，“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已被天津83.7%的业主委员会写入业主大会议事规则、被71%的物业公司写入公司章程。

放权减负重基层：改革激活治理一线生命力

在全国各地普遍重视环境绿化美化的当下，天津和平区新兴街道朝阳里社区的居民耿慧敏不曾想过，自己提出“拆除小区花坛”的建议能够很快得到落实。

原来，耿慧敏家的楼紧挨着一条河，每到夏天，小区里的花坛虽然美丽，却也总会招来大批蚊蝇。今年夏天，新兴街道在了解到居民的这一诉求后，很快协调区城管委、绿化管理所进行实地调研，经过分析研判，最终把花坛拆掉了。

“街镇吹哨，部门报到。”天津在充分吸收其他地区经验的基础上，将街镇机构精简到“1委8办3中心（站）”，赋予街道对有关部门的“吹哨”调度权、考核评价权、人事建议权，同时明确提出应该由部门落实的工作职责不得下派给街道社区，确保街道聚精会神抓党建、抓治理、抓服务。

和平区新兴街道党工委书记王颖表示，天津以机构改革为依托的“吹哨报到”，重新定义了基层政府或派出机构与职能部门之间的关系，基层在获得赋权的同时，也甩掉了很多不必要的负担，真正得以轻装上阵，保证其在社会治理一线的生命力。

不仅如此，天津的很多街镇更进一步对社区村下放权力，激发基层自治组织的活力。

今年以来，根据国家有关政策，蓟州区下营镇党委决定将各村收取的宅基地有偿使用费全部返还给村，通过扩大财权增强了村集体兴办公共事业的能力，同时将宅基地安排和使用等重要事项的决策权全部下放到村，而各村对镇职能部门考核结果直接计入部门绩效，让村干部既有责担事，又有权管事，更有资格说事。

联动各方靠基层：社会统筹矛盾化解创造力

在天津滨海新区海滨街道华幸社区，38岁的田寿权每天都会骑着自行车在社区周边转好几圈。几年前，作为一名“上访户”的他无所事事，现在，他是当地的一名“网格员”，巡逻是他的职责。用他自己的话说，“角色转变有点大，现在的工作很有意义，想明白很多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