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发达地区支援欠发达地区能在中国实现？

在中国的版图上，有这样一条45度倾斜的直线——东南半壁43%的国土居住着全国94%左右的人口；西北半壁57%的国土供养约6%的人口。

这是地理学家胡焕庸在20世纪30年代，从人地关系的角度研究我国人口问题和农业问题时提出的：中国人口的地域分布以黑龙江的黑河和云南的腾冲一线为界，划分为东南与西北两大基本差异区，被称为“胡焕庸线”。

东南部地狭人稠，西北部地广人稀，这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也在自然资源、人力资源、生态环境等不同层面上制约各区域的发展，加剧地区间的不平衡。

改革开放初期，为抢抓发展机遇，我国实施“向东倾斜，梯度推进”的“非均衡”发展战略，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差距一度超越警戒线。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如何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下好全国一盘棋，落实“先富带动后富，最后实现共同富裕”的承诺，成为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必须要面临的考验。

几十年来，从西部大开发、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实施，到东西部扶贫协作、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等重大战略的稳步推进；从对口支援、对口帮扶的“先富带后富”模式，到产业转移互补、生态补偿等合作共赢的局面……党和政府始终致力于以“有形之手”引导市场，让资源更快更好地由东部先发地区向中、西部后发地区流动。

当前，我国区域发展差距明显小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同时也比世纪之交明显缩小。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制表：杨曦、任妍、王柯涵

发达地区支援欠发达地区，在中国特定政治生态中孕育、发展、完善，成为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模式，成为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实践中一个鲜明的注脚。

为什么发达地区支援欠发达地区能在中国实现？

东西南北一盘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制度保障

领导中国这样一个国土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党中央在擘画发展全局之时就已将全国统筹、各方协调的要求蕴含其中。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就指出，要充分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基地，以便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

1988年，中央提出“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在赋予沿海地区“先发权”的同时，也明确了“先发支援后发”的义务，这就在思想战略层面为发达地区支援欠发达地区厘清逻辑、定下要求。

1996年，按照“两个大局”的构想，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了东部比较发达的13个省市结对帮扶西部10个省区的战略部署，在制度层面为落实发达地区支援欠发达地区设计了强有力的抓手。

北京对口内蒙古、上海对口云南、福建对口宁夏、江苏对口陕西、广东对口广西……中国大地上，由东到西、从南至北，协调发展大局拉开大幕。

2016年12月，在东西原有体制不变、对口帮扶原有结对关系不变、东西和对口支援原有管理体系不变的基础上，我国对一些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帮扶任务和自身扶贫任务较重的东部省市适当调减帮扶任务,并扩大帮扶范围,实现了对30个民族自治州结对帮扶的全覆盖。

差异化帮扶、动态化调整始终贯穿于发达地区支援欠发达地区的制度性安排中。

浙江大学原党委副书记、中国西部发展研究院院长周谷平表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发达地区支援欠发达地区”的执行力保障。“正是因为具备制度优势，党中央和政府才能自上而下，从方针战略、政策组织等方面有意识、有机制地引导发达地区支援欠发达地区。”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在挂职制度的安排下，大批干部从发达地区来到欠发达地区，不仅带动经验、技术和资源向欠发达地区输出，更成为中央方针战略在落实层面的人才保障。

公开报道显示，截至今年7月，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企业先后组织９批干部人才援藏援疆。其中，17个对口支援省市选派的第九批援藏干部人才共1645人；各对口支援省市选派的第九批援疆干部人才4066名，已于2017年进疆工作。

最新发布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中更是将“在条件艰苦、环境复杂、基础差的地区或者单位工作实绩突出”列为破格提拔的必要条件。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戴宏伟指出：“从国家层面看，政策的出台越来越密集，中央可以调动全国各个方面的资源，包括中央转移支付、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产业转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