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观察：“悬在城市上空的痛”怎根治？

现代化城市高楼林立，高空抛物坠物日益成为城市文明建设中一个突出痛点，烟头、豆腐、菜刀、灭火器、共享单车……各种物品从天而降，导致众多社会悲剧，令人“谈抛色变”。

最高法研究室公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到2018年，全国法院三年间审结的高空抛物坠物的民事案件有1200多件，其中有近三成因为高空抛物坠物导致了人身损害；受理的刑事案件为31件，31件中有五成造成了被害人的死亡。

高空抛物坠物事件被称作“悬在城市上空的痛”，为何频频出现？在司法实践中遇到哪些羁绊？破解“祸从天降”的难题有何良策？近日，记者对此进行了相关调查采访。

关注：“飞来横祸”事件频发

2000年发生的重庆烟灰缸砸人案，被称为“全国高空抛物第一案”。扔烟灰缸的人一直没找到，人民法院判决事发地楼上的22个住户共赔付17.8万余元。判决生效后，受害人郝跃三次提请强制执行，19年过去了，他只拿到9万余元赔偿金。

2016年10月4日，安徽芜湖人卜英贵被高空坠落的红砖砸中身亡。扔红砖的人也没找到，人民法院最终判决：深圳市福田物业发展有限公司和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的81户被告共计134名业主承担赔偿责任。

2019年7月2日，贵阳女子袁某某被高空扔下的灭火器砸中身亡，“肇事者”竟是一名10岁男童。

除了近年来这几起涉及高空抛物震惊社会的案件外，记者查阅媒体报道发现，仅最近一个月，就发生了多起高空抛物坠物事件：

11月8日，深圳福田一名3岁女童在空中花园平台玩耍时，被7楼坠落的矿泉水瓶砸伤；

11月13日，浙江东阳一名3岁男童在小区里被高空坠落的金属三角阀砸破头部，生命垂危；

11月15日，四川成都周某在与男友争执过程中，拿起菜刀从10楼扔出，砸到10米外的公交车站顶棚，随后弹到地面；

11月17日，湖南岳阳一女子被建筑物跳夹板砸中，经抢救无效死亡；

11月19日，海南海口一名12岁学生被幼儿园2楼掉落的花盆砸伤，头部缝了8针；

……

调查：天降悲剧亟待破解“三难”

事实上，所有人都知道高空抛物坠物是一种违反社会公共道德的行为。虽然有法可依，但是现实情况下，记者发现，目前国内对于高空抛物坠物案件的处置主要存在“三难”：

一是“追责难”，一方面锁定抛物者很难，高空抛物往往是一人突发所为，过程转瞬即逝，抛物地点比较隐蔽，很难抓到现行。另一方面很多抛物者是不负法律责任的未成年人。

二是“侦查难”，对于高空抛物恶性事件，公安机关会主动介入侦查，但往往见效甚微，对于高空抛物引发的民事纠纷，受害人会倾向于直接诉诸人民法院，公安机关也不再介入侦查。此外，恶性事件一旦进入民事赔偿阶段，公安机关的侦查力度也有所减弱。

三是“执行难”，目前在难以确定具体抛物者的情况下，人民法院依照侵权责任法第87条判决，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但在实践中侵权责任人不出头，其他人因为“法不责众”而拒不担责，生效判决长期陷入执行难窘境。

破解：多措并举严防“祸从天降”

2010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开始实施。其中的第 87 条明确规定：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 海华永泰（北京）律师事务所邵恒宇律师对此表示：“侵权责任法第87条明确了在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时法律如何对被侵权人救济，解决了被侵权人举证难的问题，成为被侵权人的“救命稻草”，但这一规定不可避免地让很多无辜者白白受到牵连，给当事人造成诉累，增加了侵权人的侥幸心理，同时执法机关容易淡化执法意识，破案动力不足。”

记者注意到，为破解“连坐”难题及其带来的负面效应，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草案三审稿明确：高空抛物坠物损害发生后，有关机关应当依法及时调查，查清责任人，经调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才适用“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

2019年11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最新发布的《关于依法妥善审理高空抛物、坠物案件的意见》强调，对于故意高空抛物的，根据具体情形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论处，特定情形要从重处罚，这更是对人民群众关切的及时回应。北京德翔律师事务所安翔律师告诉记者：“在《意见》发布前，适用现行刑法对相关高空抛物行为定罪处罚并没有障碍，但有了最高审判机关明确指引，各地区人民法院在裁判中可避免出现“同案不同判”的情形，同时司法者更容易和乐意冲破司法惯性的局限，更有勇气和底气用足用好刑法，充分发挥法律的引导作用和威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