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天险，甩开围追堵截（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记者再走长征路）

　　红军强渡乌江的地方。
　　本报记者 程 焕摄

　　暴雨停歇，水雾升腾，江面犹如轻纱笼罩。眺望远处群山，灰蒙蒙尽失颜色，对岸岩壁上四个红色大字更加夺目——“乌江天险”。

　　乌江是贵州第一大河，自西南向东北斜贯全省，将沿途崇山峻岭削成陡峭绝壁，形成一道天然屏障。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抵达瓮安县，贵州军阀王家烈部在乌江北岸修筑工事，企图依托险势阻拦红军前进。

　　与此同时，多路追兵蜂拥而至，距离乌江只有数十公里之遥。敌军一旦形成合围之势，红军便会陷入背水作战的境地。

　　战机转瞬即逝。危急时刻，李德、博古反对北渡，主张调头东进，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红军到底该往哪里走？1934年12月31日下午至次日凌晨，跨年之夜，中央政治局在瓮安县猴场召开扩大会议，重申黎平会议精神，决定抢渡乌江、挺进黔北。

　　“这次会议是伟大转折的前夜，如果不作出渡江决定，红军可能面临灭顶之灾。”当地党史专家谢崇禄介绍，会议取消了“三人团”对红军的军事指挥权，保障了挺进黔北的正确方针得以实施，使革命再一次转危为安。

　　红军先遣部队来到江界河渡口，竟然看不到几个人影。“看见当兵的来了就得赶紧跑。”原来被军阀蹂躏怕了的老百姓，以为又要遭遇劫难，匆匆躲了出去。当地村民黄志忠的岳父是当年亲历者，在世时喜欢讲红军渡江的故事，因此黄志忠对这段历史很熟悉。

　　挑水劈柴，打扫房屋，不私自拿走一粒粮食。老乡们偷偷观察着这支穿草鞋的队伍，发现他们十分善待村民。老乡们深受感动，纷纷回到村里。大伙从家里搬来门板和竹子，主动帮助红军扎竹筏、搭浮桥，为渡江做准备。

　　1935年1月初，江上寒风凛冽、波涛汹涌，红军强渡乌江的战斗在江界河渡口正式打响。3只竹筏载着第一梯队战士，在强大火力掩护下渡过乌江，与之前已过江的突击队员会合，第二梯队数十只竹筏也乘势渡江。

　　在南岸猛烈炮火的配合下，战士们爬上悬崖，向敌方阵营冲杀过去。此时，一座由竹排连接而成的浮桥，也在争分夺秒向对岸伸展，红军后续部队源源不断抵达北岸，夺下了主阵地。撕开江防的口子后，其他渡口的红军应声而起，全线突破了乌江防线。

　　“甩开了几十万追兵，为红军主力到遵义休整，争取到宝贵的时间和空间。”谢崇禄说，之所以能迅速赢得乌江战役，关键在于及时斩断了“左”倾错误路线，统一战略行动方针，广大指战员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将红军战斗作风发挥得淋漓尽致。

　　前些年，因修建水利工程，这一区域水位抬升150米，淹没了悬崖，也遏住了急流。曾经的渡口已难觅踪迹，乌江天险不复当年。然而，在江界河战斗遗址纪念碑前，摆放着人们敬献的花圈，红色种子已在人们心中扎根，红色精神将代代传扬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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