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辈子都在跟“缺氧加法交换律和结合律”较劲（爱国情奋斗者）

　　深入牧区乡村，为牧民治病；无惧特高海拔，采集生理病理数据……60多年来，吴天一用一次次实际行动、一项项科研成果填补了我国低氧生理和高原医学研究领域的空白，搭建起中国高原医学研究的基础框架。吴天一的执着坚守，让中国高原医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

　　这两天，在西宁市砖厂路7号的青海心脑血管病专科医院里，吴天一院士偶遇了一位蒙古族大叔。他先是一怔，仔细看才认出是“老熟人”，接着用蒙语跟他攀谈起来。上世纪80年代，吴天一曾到格尔木给大叔的家人看过病，两人已经30多年没见。

　　这样的“久别重逢”对吴天一来说并不新鲜。这位我国低氧生理和高原医学的主要学术带头人，已在雪域高原上工作了60多年，被当地人称为“马背上的好曼巴（好医生）”。

　　“西宁哪条街在哪里，他根本不知道；要是问牧区哪个乡叫什么名字、在哪个地方，他记得一清二楚。”吴天一的爱人说。

　　马背上颠簸，实地获取10多万份生理、病理数据

　　“最近一次去珠峰是在大前年，要在那边建个站。”已过八旬的吴天一精神矍铄、思路清晰，“在海拔8000米的地方，高寒缺氧，风险很大，也就凸显出高原医学研究的重要性。”

　　1958年，吴天一响应祖国号召来到青海工作，目睹过许多高原建设者因不适应缺氧、低压的环境而相继病倒，甚至献出生命。当时国内的高原医学研究还是一片空白，他便下定了从事低氧生理和高原医学研究的决心。

　　探索高原病的成因，尤其是了解人类在高海拔地区的适应性、高原病发生的机制，首要的是掌握大量可靠的资料。这在当时一穷二白的青藏高原，几乎不可能。吴天一决定实地采集数据。

　　“哪个地方的海拔高，哪个地方最偏远，那里的资料就最宝贵。”吴天一说，当时高原上还有很多地方没有通路，他和同事只能骑马，用牦牛驮着仪器设备。“到了数据采集点就支帐篷，牧民们不知道，还以为来了电影放映队。”就这样，吴天一在马背上颠簸了十几年，不仅治好了很多农牧民的病，还取得了10万份以上的生理、病理数据资料，为我国高原医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登山是勇敢者的游戏。可是对于高原医学的研究者而言，还有一项更具挑战性的任务：为获取数据，他们要在登山的同时“拿自己做实验”——通过向高海拔地区“急行军”，检测应激状态下人体的生理变化。

　　阿尼玛卿山，海拔6282米。1990年，吴天一作为中方队长，组织中日联合医学学术考察队，用了45天的时间，从低海拔的日本来到海拔2261米的中度高原，最后在海拔5000米和5620米的特高海拔建立高山实验室，经过艰苦努力，他们获取了大量珍贵的数据和资料。

　　丰富详实的资料让吴天一的研究如鱼得水。1965年，他首次提出“成人高原性心脏病”的论点；1979年，他又首次提出“高原红细胞增多症”的论点；吴天一提出的慢性高山病量化诊断“青海标准”，成为首个以我国地名命名的国际诊断标准……

　　凭借一系列开创性成果，吴天一2001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他是青海省地方科研院所里走出来的第一位工程院院士，也是塔吉克族的第一位院士。

　　精心守护，14万筑路大军未发生一例高原病死亡事故

　　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在青藏铁路修筑的5年时间里，14万筑路大军在海拔4500米以上连续高强度作业，未发生一例高原病死亡事故。

　　多年冻土、高寒缺氧和生态脆弱是青藏铁路面临的三大世界性难题，其中“高寒缺氧”主要是关于人的难题，很难用工程技术手段解决。

　　吴天一曾亲身参与过青藏公路建设，那时由于对高原病缺乏认知，一些平原地区来的干部职工患上了高原病，有的人因此牺牲。“国家决定修建青藏铁路，我终于能把学到的知识奉献给铁路的建设者们了。”

　　吴天一在担任青藏铁路一期建设高原医学顾问和二期建设高原生理研究组组长期间，建议在工程沿线设立115个医疗机构，上场医务人员600多名。如此一来，即使职工生病，也能在半个小时内得到有效治疗。在他的坚持下，工程全线配置了17座制氧站、25个高压氧舱，脑水肿、肺水肿等急性高原病抢救成功率近100％，发病率稳定在7‰左右。

　　为扼制高原病，吴天一连上厕所这样的细节也不放过。“外面零下三四十摄氏度，工人晚上披件衣服出来上厕所，第二天很容易感冒，发展下去就是肺水肿。”为此，他建议在职工宿舍修建“电厕所”，里面设有供暖设备，基本杜绝了上厕所带来的高原病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