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们打造了县委书记刘建军一个最有希望的“工程”

徐永光，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

1988年徐永光辞去团中央组织部长职务，创建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创立希望工程。希望工程已经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社会公益品牌。

1989年3月，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正式成立。我请辞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职务，出任青基会秘书长、法定代表人。当年10月，中国青基会宣布实施以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为主旨的希望工程。

做这件事，有3个层面的考虑：一是经济落后和沉重的人口包袱，使我国教育发展步履维艰，贫困地区基础教育条件很差，使文盲大量生长；二是共青团的重要职能之一就是为青少年服务，创建基金会是为了动员社会力量更好地为青少年服务；三是我个人的追求，我是温州人，血液中渗透着地域文化基因，即源自南宋永嘉学派传承至今的务实、创新、追求个性的“事功”传统。

做官也好，做公益也好，只要为老百姓做好事，都是有价值的。一个做官的徐永光和一个做希望工程的徐永光，我以为后者更适合我。

当时做这件事，很有一种理想主义、英雄主义色彩，有一种“不成功，便成仁”的劲头。团中央给我10万元作基金会注册资金，1万元作工作经费。

开始酝酿希望工程的时候，我们头脑里并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我和同事们在办公室里讨论，这10万块钱能干什么？基金会将来朝什么方向发展？

我脑海中浮现3年前的场景：1986年，我到广西桂北地区的几个少数民族贫困县考察了两个月，当地教育落后的状况深深触动了我——在金秀瑶族自治县，一个2000多人的村庄，解放后没出过一个初中生，90%的孩子读到小学4年级便辍学了。

大瑶山孩子渴望读书的眼睛在我脑海中闪现。我们做出判断，中国青基会要开展一个“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儿童”的募捐活动。经过讨论后，希望工程诞生了。

希望工程的资助方式是：设立助学金，长期资助我国贫困地区品学兼优而又因家庭困难失学的孩子重返校园；为一些贫困乡村新盖、修缮小学校舍；为一些贫困乡村小学购置教具、文具和书籍。

我提出，只要中国还有一名因贫困而失学的孩子，希望工程的崇高使命就不会结束。

从实施的那一天起，希望工程就得到了广泛理解和支持。党和国家领导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这项工作深表赞许并题词。国家教委等有关部门也给予了热情鼓励和大力支持。社会各界解囊相助，出现了很多感人至深的动人事例。不少海外友人也给予热情关注和实际援助。

我永远不会忘记，敬爱的邓小平同志在他离开领导岗位之后，仍十分关注希望工程，不仅亲笔为希望工程题名，还两次以“一名老共产党员”的名义捐款。小平同志一家都非常支持希望工程，他的夫人卓琳同志和子女也多次捐款，他的外孙女羊羊还到青基会做希望工程志愿者。

实施仅1年半，希望工程便筹集资金逾千万元。为了吸引更多社会捐赠，1991年，我们效仿商业宣传，在多家国家级报纸上刊登公益募捐广告，“我要读书”的声音响彻神州大地。

中国青年报社摄影记者解海龙拍摄了一组“我要读书”的照片，其中一张是年仅8岁的、安徽省金寨县桃岭乡农家女苏明娟。她的手里握着笔、眼睛里流露出了对知识的渴望与向往。这张照片很快就被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选定为希望工程的宣传标识，苏明娟由此成为全国人民熟知的“大眼睛”姑娘。

这一波宣传掀起了全国的助学热潮。上至七八十岁的老人，下至幼儿园的孩子，一元两元、一分两分……无数爱心汇款单像雪片一样寄往北京。

希望工程变得全国知名，但我们也清楚，这是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可谓如临深渊、如履薄冰。针对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管理隐患，我强调要通过自律、他律和法律这“三律”来管控。

1994年1月21日，香港《壹周刊》刊文诽谤希望工程“巨额善款失踪”，导致来自香港和海外的捐款急剧下降，损害了中国青基会的公信力。为此，中国青基会在香港状告《壹周刊》无端诽谤希望工程，并于2000年3月获判胜诉，渡过了一场信任危机。

希望工程10年发展效益如何？截至1999年底，共接受海内外捐款合计人民币18.42亿元，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儿童230多万名，建设希望小学近8000所。

科技部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的评估显示：一方面，希望工程已经成为保障贫困地区儿童得以继续学业、帮助贫困地区改善办学条件的重要方式；另一方面，希望工程已经成为我国20世纪90年代社会参与最广泛、最富影响力的民间公益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