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医疗队刘正印：​女儿不担心我，因为她爹能力特别强

楚天都市报记者张聪

3月4日22：00，在答应接受采访整整一天之后，54岁的刘正印才找到了一个能够完整与记者通话的间隙。

刘正印是北京协和医院感染内科主任医师、教授。作为国家援鄂医疗队北京协和医院医疗队队长，他已经在武汉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抗疫一线，坚守了30多天。

情况，正在慢慢好起来。

作为2003年第一批进入北京协和医院SARS病房的医生，刘正印依然震撼于此次新冠肺炎的猛烈——他忘不了2月初医疗队接手同济医院中法新城9层西ICU病区时，32个床位有28台呼吸机都在“嚣叫”的场景；而现在，9层西病区只有19个病人了。

以下是他的自述：

经历过SARS的老兵

再上战场，不需要做心理准备

我们这支医疗队是1月26日大年初二下午抵达武汉的。但其实在之前我就已经心里有数了：武汉这次，我肯定要上。

首先这是职责，我是国家卫健委新冠肺炎督察组的督导成员。腊月二十八，我接国家卫健委通知去沈阳做督导，大年三十晚上回的北京，等到大年初一晚八点，医院就给我打电话了。

我是经历过2003年“非典”的，是一位抗疫老兵了。老兵上战场是不需要什么心理准备的。电话里其实就一句话，支援武汉的医疗队要组建了，能不能参加？我就说，“当然能了。”

其实在1月初，我们作为感染内科的医生，已经开始很敏感地留意到这个“肺炎”了，但说实话，我没有想到它传播性会这么强，疫情的发展会这么迅速。

SARS来袭的时候，我们其实是没有应对经验的。那时候我还年轻，也害怕，毕竟对那个病是不了解的。那一场战疫，我们还是积累了很多经验的，当时北京协和医院就做到了医护“零感染”。怎么做？第一是戴口罩，第二是手的卫生，第三是“严格分区”。那这一次到武汉，除了救治病人，这些保护医护人员的经验就可以派上用场。

32张床28台呼吸机“尖叫”

最难的时刻，护士比医生更累

1月26日来武汉的这支国家援鄂医疗队里，北京协和医院派出了21人，可以说全是精英，副院长韩丁，重症医学科的周翔，呼吸科的王京岚，都是业内顶尖的专家，两个重症护理科的护士长也都是经历过“非典”的。

我们抵达武汉时，武汉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还是空的，我们正月初二来，初四就开始收新病人了。这时候你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也要上，因为当时的武汉，病人真的太多了。

正月初四一天就给我们送了18个病人，就是救护车拉过来往床上一放……那一天彻夜未眠，最开始是很慌很乱的，这个病人叫什么名字，做没做核酸检测，他的CT片子在哪，情况怎么样，一概不知。

条件也很艰苦，首先是设备问题，吸氧的接口不够；其次，病人都需要大量吸氧，但是氧供应能力不足，压力不行、浓度不行，最困难的时候，我们重症监护室32个病人28个上呼吸机的，那呼吸机就满屋子一直乱叫……

你说这种环境，压力能不大吗？而且当时危重病人多，人手也不太够，我们有一个必须要插管上呼吸机的病人，但当时没有正压头罩，这个操作应该由麻醉科医生来，等不来人，国家专家组成员杜斌主任上去就插了，这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但那个时候你不做，病人可能就保不住。

医生相对都好一点，护士是真的累。我们很多护士，年龄跟我女儿一样大，95后，跟瓷娃娃似的，她们最开始可能都是抱着锻炼、感受的心态来的，来了之后就发现不简单——病人憋气得厉害，像我们重症监护病房，要吸痰、要帮病人翻身、处理大小便、观察呼吸机还有各式各样的泵，一天下来体力上是很透支的。这些孩子们一个班都是4-6小时，不能吃饭、不能喝水、戴上纸尿裤，你说她们不累不害怕吗？但真的，至少在我这个队长面前，没有人哭过闹过。

重症病人少了，重症发生率也没那么高了

这是我们所有医护最欣慰的

你问我累不累，那肯定累，就比如来武汉快六周了，我不知道今天是星期几，几号我知道，因为每天要写病历。

医生是12小时轮一班，每一次出病房，那是从头往下流水啊。我一般就是不吃早饭也不吃午饭，就吃个晚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