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一个村庄的文学

　　一个国家的落后，首先是精英的落后，而精英落后的标志就是嘲笑民众落后。

　　——马克斯·韦伯

　　“世界改变得太慢了。”

　　2016年，贾樟柯说，他开始对知识精英无止境的内耗感到疲倦。

　　那年底，他离开北京，回到故乡汾阳。他希望这样的距离能够让自己获得认识这个世界新的维度。

　　这种改变不仅在“更新”一个艺术家的创造力，同时也在重塑一个知识分子的行动力。贾樟柯不再仅仅满足于用“电影”的视角观察这个时代，他选择跃入其中，成为被自己观察的一部分。

　　2017年，由贾樟柯发起的首届平遥国际电影展开幕。

　　2019年，首届吕梁文学季在汾阳启航。作家莫言、余华、苏童等齐聚贾家庄。

　　与此同时，贾家庄作家村、贾樟柯艺术中心、种子影院揭幕。

　　贾樟柯宣布，最新电影《一个村庄的文学》开机。

　　“快50岁了，回到故乡，我把电影和文学带回来。”他说。

　　北青艺评：还挺好奇你会怎么去拍《一个村庄的文学》的。

　　贾樟柯：《一个村庄的文学》我觉得它既是一个蓄谋已久的电影又是一个意外。为什么说蓄谋已久呢？我大概是在2005至2006年开始连续地拍了两个关于艺术家的作品纪录片，一个是关于刘小东的《东》，一个是关于服装设计师马可的《无用》。其实我原来对艺术家不感兴趣，我对拍艺术家也不感兴趣。但是我逐渐发现一个问题，如果我把艺术家当作是一个知识群体的话，他们对于时代做出的回答、回应，其实有非常多精彩的东西。但是这些精彩的东西，因为人们已经不爱听他们说话了而变成越来越小众的话语。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首先我有了解的渴望，因为虽然我喜欢艺术，但是并没有机会很深入地去跟他们交流。通过一个电影去了解他们，把他们对于时代的回应，通过电影传递出来，我觉得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所以那时候我连续拍了两部，一直想拍第三部。做导演都想拍“三部曲”，可能是有这个情结，但是第三部拍什么呢？我一开始因为想很快完成，就想拍建筑师，因为我们的人居环境和建筑对建构人际关系非常重要，但是这些建筑师，特别是我想拍那种小城市的建筑师，他们是怎么考虑这些事情的，他们有没有考虑这些事情，我觉得特别有趣。

　　但是到后来这个就没有拍，我一直觉得我有个东西没有完成。但它又是一个意外，我一直筹备吕梁文学季，都没有想到要拍片。因为我知道，已经够忙了，不可能做别的事，也从来没动过拍片子的理念。但是我看到最后节目单出来之后，我开始想象一个8天的流水席，中国最重要的思想者，来来去去，集中在一个地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超现实的图景，突然在这个地方大家都在流动，我觉得那么多优秀的作家在一起，好像应该去拍一个片子。我才想到去拍一个纪录片。

　　这个纪录片叫《一个村庄的文学》，它实际上从叙事上来说，是从一个乡村的文学聚会开始的，由这个文学聚会，带出了我所关注的一些人，包括像余华、包括像梁鸿，还有别的人物，但是在拍的过程中，还会发现新的人物，他们又是不同年龄段，不同生长背景的作家。每个人的作品史都是个人经验的精神历程。它跟个人密切相关，因为他写这些作品的过程，也是经历这些心境，这些情感的过程。所以我会将作家个人的个体经验和他文学中的情感经验会聚在一起，它从结构上可能最终会形成一个最近这几十年的一个精神的历史。我其实不是在拍乡土作家，而是说因为乡村的文学聚会，带来的这样一个文学与个人生活交织在一起的图景。

　　北青艺评：它其实是一个时代的作家群像，背后所呈现的是一部精神史，而这一切又是从乡村出发。现在还没有完全想好拍哪些人吗？

　　贾樟柯：我们现在在拍余华、梁鸿，马上会拍贾平凹，其他人物也还在考虑，这三个是我相对来说更了解的。但是因为纪录片会有很多意外，在这个基础构思上，肯定会有很多新的人物，新的角度出现，慢慢地让它丰富起来。

　　北青艺评：这些年，你做的很多事情都和故乡有关，特别是这次在村庄里建电影院、艺术中心，搞吕梁文学季，做这些事情的初衷是什么？

　　贾樟柯：因为我长期生活在北京，也长期地回到山西，所以我有两地的经验。两地的经验就比较容易看出一个落差，这个落差就是像北京这样的千万级人口的城市，文化资源相对来说是非常集中的。北京的电影放映会，读书会，演讲，几乎可能每天要赶场都赶不过来。但是在中小城市，它就变成一个稀缺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