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建新：拍电影派出所的故事闫妮版上瘾，再累也干

    他曾引领中国电影的先锋实验浪潮，处女作《黑炮事件》在影坛一鸣惊人，后又在《站直啰，别趴下》《背靠背，脸对脸》表达对中国社会和心理变迁的细致观察；他不光一手打造出《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建军大业》三部曲，为此后的主旋律电影树立标杆，还曾监制多部顶级华语大片，被誉为“中国影坛第一监制”。从1979年入职西安电影制片厂起，今年65岁的黄建新已经入行整整四十年。

　　上周五，黄建新执导的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献礼影片《决胜时刻》正式公映，另一部由他担任总制片人的献礼片《我和我的祖国》也将于9月30日和观众见面。尽管黄建新常说拍电影对他而言只是一个职业，但这句话依然表露了他的心声：“就像抽烟的人上瘾一样，戒烟特别难，即使累得躺在街上大骂‘谁发明的电影’，但爬起来后还是会接着干。这就是电影。”

记者 和冠欣摄

　　导演

　　从拍先锋电影到走向市场

　　1979年，凭借一篇连夜写出的八千字剧本审稿意见，黄建新敲开了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大门，成为一名编辑，那一年，他25岁。

　　黄建新的电影之路是从片场的摸爬滚打开始的。虽然干的是场记、导演助理这类“勤杂工”一样的工种，但由于他细致认真又谦虚好学，厂里人都喜欢找他干活儿，还给他起了个绰号叫“救火队”，哪个剧组有问题，就会把他派去。1983年，黄建新正在山东荣成《瓜熟蒂落》片场给李育才当导演助理，领导一个电话打过来，让他立刻上车，直接去湖南。黄建新在火车上站了30多个小时，赶到湖南沱江镇，在那里等着他的，是第四代导演吴天明正在拍摄的《没有航标的河流》。“对于拍戏，实践经验很重要。现在在片场，几乎什么问题都难不住我，我都不会紧张，这跟当年当了这么多回场记有关。”黄建新说。

　　那时，改革开放的大门刚刚打开，电影业也在探寻新的出路，时任西影厂厂长的吴天明慧眼识珠，大胆起用包括陈凯歌、张艺谋、田壮壮等一批有才华的年轻导演，黄建新当时也按捺不住那颗跃跃欲试的心了。

　　当时，严肃文学是影视作品最直接的创作来源之一，黄建新看中了张贤亮的小说《浪漫的黑炮》。按照当时厂里的规矩，新导演的前三部作品都需要联合执导，然后才能独立拍片。黄建新问吴天明：“谁和我‘联合’啊？”吴天明大手一挥：“不用，你自己拍吧！”于是，这个当时平均年龄只有28岁的剧组立刻奔赴渤海边，在大连一个造船厂里拍摄出黄建新的处女作《黑炮事件》。

　　该片从一份寻找黑炮棋子的电报开始，讲述了一系列可笑而荒诞的故事，极具黑色幽默的讽刺力量，先锋的电影语言即使今天看来也相当精妙。处女作便技惊四座，《黑炮事件》让黄建新一举成名。《北京日报》当年刊发的《一九八五年度电影评奖揭晓》报道，便记载了该片荣获广播电影电视部年度优秀影片奖、主演刘子枫获电影金鸡奖的新闻。

　　此后，黄建新又执导了《错位》《轮回》，与《黑炮事件》一起被业内称为“先锋三部曲”，引领了中国电影的实验与变革浪潮。与此同时，《红高粱》《黄土地》《猎场札撒》等第五代导演的作品井喷，在国内外引发轰动效应。黄建新回忆，有一次他在北京一家酒店里拍了两天电影，这期间来了四个国外电影节选片人，就坐在他背后商量，谁来抢这部作品、在谁家首映。

　　不光电影，整个上世纪80年代都充满激情，思想界百家争鸣，文艺界百花齐放。“那时有朦胧诗、伤痕文学、星星画会、新电影等，形成一个综合的文化运动，有点像西方的文艺复兴，是中国人的一次‘补课’。”黄建新说。

　　上世纪90年代，中国电影开始大踏步走向市场，影片的娱乐性、观赏性越来越受到重视，这对擅长拍艺术片的导演而言，是强烈的冲击。拍完《轮回》的黄建新去澳大利亚讲学两年，看了七八百部外国电影，他悟出一个道理：电影要生存，就必须“好看”。

　　“从澳洲回来，我发现国内变化很大。过去老百姓只说不做，如今不再说什么，开始动真格的了。”1992年，黄建新以一部《站直啰，别趴下》开启了他的“都市三部曲”。影片的主角是住在同一栋楼里的高作家、刘干部和张个体户，因为社会的巨大变革，三个邻居的心态和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北京日报》曾有报道评价该片充满喜剧色彩而又引人深思，为国内拍艺术片的导演们蹚出了一条新路，“面对进一步放开的电影市场，黄建新，站起来，没趴下。”

　　转型

　　追逐风云人物的灵魂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