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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工只负责护理陈东的工作：早晨来帮他穿好衣服，做理疗，带着陈东出门稍稍锻炼，下午也重复类似工作，定期帮他洗澡。其他家务则主要由大女儿陈莉和小女儿陈夏承担。由于陈夏在外地工作，她的排班是每隔一周回来一趟，周五下班回来周日下午回去，负责晚上的“值班”和白天的家务。

　　陈东病了，吴敏的心情再也没有晴朗过。“天天在家唉声叹气，又吃不下饭，她心情不好我们大家也好不起来，还容易有摩擦。”陈东生病的第二年，大女儿陈莉退休了。除了小女儿陈夏“值班”的周末，其他时间都由陈莉负责。可以说，除了不需要她“值班”的晚上，陈莉的时间都给了父母。

　　陈莉和吴敏时有摩擦，却又互相离不开，她们共同盼望的就是陈夏回来的周末。对陈莉而言，她终于能得到“暂时解脱”，对吴敏来说则是“终于来了个态度好的。”

　　“差不多到周四，两个人都会打电话给我，问我这周回不回来，什么时候回来？”陈夏坦言，过去父亲没生病时，她虽不会固定时间回家，但平均下来也差不多半个月回家一次，不觉得有什么负担。如今定下“规则”每隔一周回家“值班”，对她而言更像是一种“任务”。

　　“那种每个人都盼望你去解脱他们的急切，和你在那个环境中听到的全是满满的抱怨，让人觉得‘回家’变成了一种负担。”如果某一周陈夏不能按约定回家，她需要调班，抽空再补上。

　　陈东、吴敏退休工资很高，子女四人经济条件还不错。陈夏和哥哥、弟弟多次向母亲和大姐建议家里再找一个保姆，一个人负责带父亲康复，一个人负责家务。这样大姐和母亲也不会因为家务活里鸡毛蒜皮的小事争执，也可以减轻子女的负担。结果遭到了父母的竭力反对，他们不喜欢家里有太多生人。

　　陈夏还有一年也将退休，到时候可能每月需要十到十五天留在家中照顾父母。“大姐早就跟我说，你退休了我也就好多了。”

　　陈夏表示，自己仿佛是被铐上了伦理的枷锁。因为大姐做出了表率，似乎自己必须抛下在不同城市的丈夫和女儿、每个月空出三分之一乃至二分之一的时间完整地待在父母家，才称得上“孝顺”。

　　“我挺担心我妈的，人长期心情不好容易影响健康，我就是担心我妈照顾外公外婆把身体给弄垮了。”陈夏的女儿高月说。

　　身体越来越“不争气”

　　前年突发心脏病，挣扎着掏出口袋里的手机给儿子打了电话，“就差两分钟我就报废了。”

　　崔浩（化名）说几句话就得揉一揉自己的腿。站了10分钟，崔浩有些支撑不住，扶着墙撑了会儿，还是拉着老伴王连珍（化名）一起坐下了。

　　“老了，不中用了。”崔浩30年前断过腿，当时没治好留下了后遗症，站不了多久。

　　崔浩说话时得时不时地看一眼王连珍，确保她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王连珍三年前得了老年痴呆，时而清醒，时而糊涂。“她糊涂的时候趁人不注意就出门了，幸好邻居在路上碰到她把她送回家。”

　　崔浩和王连珍两人都是82岁，育有一儿一女。儿子在县里工作，女儿嫁到了邻村。平时只有两位老人在家。老两口有两亩地，每年土地流转费用有2400元，外加80岁老人每月100元的补贴，两个人一年有近5000元的家用。

　　当记者问他，儿子女儿平时是否给钱时，崔浩顿了一下，说了句不给。随即，想到孙女，崔浩很开心，指着桌上的蛋黄派、牛奶等说：“孙女每次回来都会买东西给我们。”

　　崔浩年轻时在炼油厂当过工人，王连珍是生产队里负责妇女工作的。年轻时风风火火的两位老人，从没想到自己老了以后身体这么“不争气”。

　　“我有肺气肿、糖尿病、心脏病、胃糜烂，腿也不行，还得过脑梗。她除了老年痴呆，胃还不好。”崔浩边说着边掏出自己的药盒，数了数，自己每天要吃二十几颗药。“哎，钱不够用啊。吃药就要吃穷了。”

　　崔浩前年突发心脏病，自己挣扎着掏出口袋里的手机给儿子打了电话，儿子赶来送到镇上的医院，再转至县医院。“老太婆什么都不懂，我只能自己给儿子打电话啊。还好来得及，就差两分钟我就报废了。”

　　“站着心里难过，坐着腿疼头也疼。人老了，就像机器老化了一样，不中用了，差不多了。”崔浩说，真到了不能动的那天，也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