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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神奇的是，王晓棠扮演的金环、银环二人说的台词语音截然不同。在经过用心准备后，她买了一个提琴的定音器，一测，发现姐姐和妹妹的音高相差五度。这一切，都来自于她一点一滴的勤学苦练，原来她师从语音学大师周殿福先生，刻苦学习各种发声的技巧，正是有了这些训练，她在录音棚内给金环、银环配音时，姐妹俩的对话同时录音一次就通过，她出棚后，先出棚的著名演员王心刚还以为她不录了，“因为录得太快了。”

　　18岁时，王晓棠在黄宗英家里第一次遇到著名演员赵丹。当时赵丹就跟黄宗英的哥哥黄宗江说，“她今天不是名角，将来会比名角还要名角。”最终，在总政文化部部长陈沂的特批下，凭着以前学会的三十出京剧和前面三人的举荐，王晓棠参军，进入总政京剧团。“如果她真是个人才，革命大熔炉，可以培养她成才。”陈沂说。

　　赵丹的这句话，让王晓棠记了一辈子。1962年，赵丹和王晓棠同时入选新中国“二十二大明星”，王晓棠一想起来，就会惊叹命运的神奇和赵丹当年的预言。

　　《野火春风斗古城》成就了王晓棠在电影表演上的高峰，有人传说，李英儒的妻子就是电影中银环的原型。王晓棠问过他，他不承认，也不否认，只说“电影中的银环，比我小说中的银环还要好。因为有些情节是小说中没有的”。

　　这部戏拍完，她应中国电影家协会《电影艺术》杂志之邀，写了1万多字的文章，几乎都是谈对自己表演上的不足，绝少提成绩。

　　●当导演追求创作的真心

　　1986年8月23日，《北京日报》发表文章《她与电影结下不解之缘——访王晓棠》，文中写道：七年前，她想写一个苏北战争故事的剧本，为此她先后6次赴苏北采访、生活，脚印遍及盐城市的滨海县和洪泽县。

　　没有一个人的命运是一帆风顺的，王晓棠也一样。1969年12月，“顽固不化”的王晓棠被“特殊复员”到北京北郊怀柔县北台上林场，成为一名林业女工。迈出八一厂大门时，她回望：我一定要回来的。

　　1975年3月，王晓棠满怀深情再着戎装，回到了八一电影制片厂。她要用影片感谢人民，历尽艰难，她自己写出剧本，自导自演了《翔》。

　　《老乡》是王晓棠正式当导演后的第一部作品。当初她叫上《董存瑞》编剧之一董晓华，想写一部当年在洪泽湖剿匪的故事，但是当她真的到了当地后，惊愕地发现，这里太穷了，尤其是老子山这样小的地方，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上级的人，当地惶惑又不堪重负。她认为，现在老区人民不需要一个剿匪的故事，而需要一个“如何摆脱贫困生活”的故事。

　　她返京后重新买了火车票，戴一顶草帽，穿一双球鞋，背一个军用挎包，一个人坐车到南京。“那种地方，你根本不能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去调研。”她坐长途汽车去淮阴，再坐船到老子山，住的招待所的房间里面只有两张单人铁床，床上铺着稻草。她先后一共去了6次，在那儿生活，她最大的要求就是在大锅稀饭中放一把菱角米。

　　王晓棠表示，如果说《翔》的主题是“人民”，讲的是“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那么《老乡》的主题是“不忘老区人民”。因为这部电影，王晓棠再立三等功，并于1993年晋升少将军衔。

　　1998年7月底，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后，她回到了自己喜欢的编导天地里，于2001年编导拍摄了影片《芬芳誓言》。该片讲述了2000年，台商丁嘉尧携家人回到阔别52年的家乡重庆，投资办厂并寻觅当年未婚妻和曾救他于危难的小兵的故事。王晓棠说：“我们不能用常规演员来演这部影片，因为它需要最大的真实才不尘染两岸人盼团圆的神圣情怀！”《芬芳誓言》里几乎全部都是非职业演员，为了贴近影片的主题，她还邀请国民党被特赦的战犯黄维的侄子黄济人、国民党行政院院长俞国华的外甥戴宏民以真实的身份出演角色。

　　该片除了获得当年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金鸡奖”最佳编剧奖等奖项外，还入选新中国成立70周年“优秀电影剧本和典型人物形象”，是2001年度唯一一部入选作品。国学大师季羡林评价本片，“在整个片子的悲剧的气氛中，我想，每一个观众也都受到了一次灵魂的净化。我认为这是一部杰出的影片，值得向两岸全体人民和海外华人郑重推荐。”

　　●当厂长在账本上处处较真儿

　　1992年11月3日，《北京日报》发表《王晓棠走马上任》，文中写道：作为正式代表，刚刚参加过中国共产党第14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王晓棠，精力充沛，充满信心，尽管她对记者表示不想发表什么“就职演说”，不想夸什么“海口”，但她却肯定地说：“想法是有的，八一厂很快会发生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