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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留住外国企业靠的是真本事，既包括领先全球的经济增速和良好的投资回报，也包括人才基础、制造业生态、消费升级、基础设施以及营商环境等有利条件。比如，从制造业生态看，中国拥有完整的工业体系。41个大类207个中类666个小类的工业体系，涵盖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等全部产业类型，使中国成为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目录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从消费升级看，中国新型基础设施推动经济发展模式加快转变。截至2018年底，中国固定互联网光纤接入用户总数达到3.7亿户，第四代移动通信（4G）网络部署规模世界第一，为互联网新技术的大规模创新应用创造了基础条件。这些都为外国企业在“互联网+”、自动驾驶、消费品等多领域谋求发展提供了难得机遇。从基础设施看，截至2018年底，中国高铁营业里程近3万公里，占世界总量的三分之二以上；高速公路总里程突破14万公里，居世界第一。交通和物流网络的便捷能够显著降低外国企业经营成本。

　　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中国是外国企业不容忽视的市场，从当前看长远，会有更多外国企业在综合权衡各方面条件后，继续到中国投资兴业，在中国扎根发展。

　　产业链真的大规模外迁了吗？

　　有些舆论认为，受中美经贸摩擦影响，今年以来中国的不少企业不愿投资了，中国产业链和供应链大规模外迁，中国制造业不行了。

　　事实上，随着国际产业分工和全球产业布局的深度调整，有的企业考虑要素价格变化情况，向劳动力等成本比较低的地方转移；有的企业基于自身发展战略的需要，主动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当然也有少数企业为规避经贸摩擦的影响往其他国家转移。但总体上，这些到国外设厂经营的现象都是正常的。

　　“大规模外迁”的说法有些危言耸听，因为企业外迁需要考虑诸多因素。比如，产业配套能力是否够强？制造业企业在准备外迁过程中，必须把整个产业链的替代成本都考虑进来。中国有200多种工业产品产量世界第一，部分产业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是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产业配套能力强大。应该说，制造业企业放弃中国产业配套的机会成本是非常巨大的。

　　又如，营商环境是否充分优秀？这是市场主体开展经营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近日，《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公布，这是中国政府大力推动“放管服”改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又一重要之举，从制度层面为优化营商环境提供了更为有力的保障。从优化营商环境成效看，企业在中国注册登记所需时间大幅缩短，如今开办企业平均只需5天；今年以来中国新登记注册企业数量大幅增加，日均新登记企业达1.99万户；中国营商环境全球排名继去年从此前的78位跃升至46位，今年再度升至第31位，连续两年成为改善幅度最大的十大经济体之一。

　　再如，人力素质是否真正达标？企业从中国外迁，必须仔细考量目的地产业工人的素质是否能够达到目前中国工人的水平。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加快向人才红利转变，受过高等教育和拥有专业技能的高素质人才超过1.7亿人，每年大学毕业生800多万人。也许目的地国家劳动力成本低于中国，但他们的劳动效率、组织性、纪律性能否达到中国产业工人的水平就不一定了。

　　对这些因素，中国是有自信的。换句话说，产业链从中国大规模外迁的条件并不具备，目前企业的外迁程度对中国经济增长、产业升级、劳动就业等方面的影响总体上是可控的。

　　官方数据真的全是造出来的吗？

　　舆论对中国经济数据的质疑一直没有间断过，甚至有外媒声称今年中国经济增速已经低至3%。

　　各方面对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加强关注是好事，说明对中国宏观经济更加关心，但对官方数据是不是造出来这件事还是很有必要讲清楚。一方面，中国宏观经济统计数据是具备微观支撑的。目前，中国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已经与国际规范接轨，统计基础日趋完善，统计数据国际可比。如果今年前三季度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没有达到6%以上的话，那么新增的1000多万就业是如何创造出来的？城镇调查失业率是如何能保持在5%左右的？铁路货运量、发电量、全社会用电量是如何保持稳定增长的？今年“十一”黄金周运送旅客是如何能超5亿人次的？这些指标都是经济增长最直接的反映，完全能够支撑中国的经济增速。另一方面，外媒引用的“非官方数据”本身存在缺陷。一些外媒引用的卫星遥感、合成指数等方法本质上属于大数据分析方法，中国也早有挖掘机指数等应用。客观说，这种方法时效性较强，但存在许多有待完善的地方。由于数据生成渠道多样、标准不一，数据质量控制难度大，数据预处理方式会对结论产生较大影响；只关注输入和输出，但内在逻辑属于“黑箱”，导致解释力不够强；当数据质量无法保证或变量个数过多时，分析效果就会大大削弱甚至产生误判。

　　官方统计数据遭到质疑是各国普遍面临的问题，在经济出现下行压力时尤甚。当然，中国欢迎不同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