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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翔云：拍摄之前我们去采访了很多真正的警察，了解他们的生活。我发现很多人被案件所影响抽离不出来，分不清案件和家庭生活之间的平衡，可能被案件改变了一生。作为创作者，它触动到了我，这比让电影更加类型化更去迎合观众的期待重要得多。非常类型化的影片观众看完可能会觉得似曾相识，看完《追凶十九年》大家会记住这两个人，会思考一些问题，我希望大家能够知道现实中有一些人是这样活着的。当然，镜头多是关注警察会削弱悬疑感，可能会影响到观影效果。写心理变化的难度非常大，我觉得我的能力和经验有限，可能分寸感会比较欠缺。

　　新京报：凶手的作案动机应该会很有解读性也会很有卖点，但影片中却做了大限度地弱化，为什么这样处理？

　　徐翔云：最早这段戏（凶手的坦白）我是剪掉的，但是剧组同事反馈一点儿都不留观众会看得一头雾水。其实那场戏刘一波来到了警局，凶手在旁边房间接受询问，他更加感慨何晨的付出和牺牲，两个场景在同一语境下，我觉得这样的就足够了。但现在的结尾不够类型化，可能观众会觉得交代比较草率、不满足，其实是有意而为之。

　　剧情到了2018年，其实我已经没有将更多笔墨放在案件上了，可能通过一个新技术，案件就可以侦破，这才更有荒诞的效果，对主角的打击也更大。（记者 李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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