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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长期存在的性别歧视问题严重阻碍妇女人权的实现(3)

  美国存在的严重的性别歧视问题,有其深刻的、多方面的原因。美国由来已久的性别歧视传统、父权制文化,特别是社会制度的弊端是导致性别歧视问题难以有效解决的根本性障碍。

  (一)性别歧视的历史传统由来已久

  美国的性别歧视有极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作为美国立国的政治纲领,《独立宣言》中所指的“人”却是不包括妇女和黑人的。美国长期以来自我标榜的“美式人权史”实质上只是属于白人男性的历史,“美式人权”实际上仅是白人男性享有的特权。1848年7月,美国妇女举行第一届女权大会,仿效《独立宣言》发表了《美国妇女权利宣言》,尖锐地指出妇女在法律、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受到歧视和不公正对待,要求与男性享有平等的权利。但是,美国妇女争取自己平等权利的道路异常曲折。

  自建国初期开始,美国妇女就一直呼吁宪法承认其选举权,但是在这个自视“最民主、最自由”的国家,直到建国100多年后的1920年,美国宪法第19条修正案正式生效,妇女才获得了选举权。美国妇女为争取与男子的平等权利和地位进行斗争的历史,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美国沉重的性别歧视历史传统。

  (二)父权制文化妨碍两性平等关系的形成

  由于种种历史原因,美国社会中父权制文化根深蒂固。父权制文化将现实存在的性别歧视看作是自然形成的、理所当然的和不可改变的,是由妇女的生理状况决定的。这种观念已经渗透到了美国文化之中。社会公众和一些政治家的言论中充斥着对妇女的陈规定型的偏见。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让妇女返回家庭”成为一股强大的社会思潮。美国社会普遍认为,妇女的角色就是生儿育女,成为贤妻良母。1963年美国著名女权主义作家贝蒂·弗里丹出版《女性的奥秘》一书,向这一陈腐的妇女观提出了挑战。如今,在许多美国人的内心深处,美国仍然是一个“女人为家庭主妇”的社会。这种文化氛围,使得美国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伦理等各个领域都处于与男性不平等的地位。即使在家庭这样的私人领域中,女性也处于与男性不平等的地位。公众更多地将男性与领导人的角色联系在一起,而将女性与抚养孩子、照顾家庭联系在一起。

  在父权制文化长期浸染下的一些大众媒体,建构了以男性话语为核心的性别关系,传播陈规定型而且贬损的妇女形象,以谋求狭隘的商业和消费主义利益,也进一步固化了妇女的弱势地位和公众对女性的刻板形象。最明显的例证是在政治选举中,媒体对参与政治的男性和女性的报道不同,明显对女性抱有一定程度的偏见。

  (三)社会制度的弊病严重阻碍着性别平等的实现

  多年来的妇女运动虽然使得美国的性别不平等状况有所改观,但并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美国女性受到不平等对待的状况。联合国专家组2015年访问美国后发布的报告指出,妇女在竞选筹款方面面临的巨大困难是导致妇女在选举政治职位任职率偏低的重要原因。在过去几十年中,金钱在美国政治选举中的作用大幅增加。男性主导的政治人际网络的排他性,是导致美国妇女筹集竞选资金困难重重的原因之一。

  美国社会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制度,为极少数金融寡头和垄断集团所左右。美国政治制度中扮演主角的共和党、民主党,实际上被极少数利益集团所掌控。美国国会和政府的很多政客实际上沦为资本和极少数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在这种社会制度的背景下,资本、权力、极少数人的利益成为立法、行政、司法以及社会管理的最终价值指向,从而决定了美国难以把实现性别平等放到应有的位置而重视,没有从实现社会公正和妇女人权的高度来看待消除性别歧视问题。因此,美国政府很难采取积极措施解决性别歧视这一重大的现实社会问题。

  2010年和2015年美国接受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普遍定期审议时,美国政府均承诺批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然而时至今日,美国国会仍未批准这一联合国核心人权公约。联合国报告指出,对于批准该公约的抗拒反映了美国政界对于保障妇女平等人权的反对力量。此外,美国也没有响应联合国的倡议,制定国家人权行动计划;更没有推行联合国倡导的促进妇女参政的配额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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