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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成立后，谢觉哉先后担任内务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面对湖南老家过来投靠自己谋取职位的亲戚，他写了一首打油诗以示拒绝：“你们说我做大官，我官好比周老倌，起得早来眠得晚，能多做事即心安。”

　　对待群众，谢老却充满热情。他曾经严肃地对工作人员说：“来法院打官司的，只要点我的名，我就应该见，因为他信任我才会点我，不见不合适。”

　　谢老对家人的严苛、对群众的热情，深深影响着王定国。采访中，王定国家先后来了三拨十多人。“这还算少的，多的时候一天来几十人。”在王定国身边工作多年的杨琼仙说，“家里谁都可以来，老太太也常说，人家来找是信任，不见不合适！”

　　为更好地倾听大家的意见，王定国自创了一套“群众工作法”——只要家里来人多了，她就让大家不要动，她来动，挨个屋子问情况，高效又不会遗漏。

　　王定国的“热心肠”对大儿子谢飘来说，曾经有些难以理解：母亲虽然为很多人写过推荐信，却从来没有在他考学、当兵、提干、复员直到退休的任何一个阶段为他说过一句话。

　　“过了很长时间，我才慢慢懂母亲。”谢飘说，“母亲一直教导我们学本事、干实事，做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

　　谢觉哉去世后，按规定遗属可以继续住原来的房子。王定国却主动找到组织：“我不是遗属，我有自己的工作，我是什么级别就住什么房子！”随即遣散了秘书，退掉了司机，搬出了带院子的大房子。

　　略显老旧的家中，挂着很多王定国的书画作品，其中尤以梅花为多。看着一朵朵、一簇簇昂首怒放的梅花，记者仿佛闻到股股沁人心脾的清香。

　　谢家子女中虽没有当大官做大买卖的，但都在各自岗位上干得出类拔萃。长女谢宏是共和国最早一批常驻联合国的工作人员，后来不幸罹患癌症英年早逝；二儿子谢飞是著名导演，拍摄了《香魂女》《本名年》《我们的田野》等一批脍炙人口的作品；其他几个孩子也都是普通而优秀的工作人员。

　　“所谓家风，不是写在牌匾上，而是实实在在地做事情；所谓传承，不是挂在口头上，而是一种自然自觉的行为。”谢飞说。

王定国的书画作品。谢亚旭提供

　　不忘初心，一片丹心向阳开

　　每个月，王定国小儿子谢亚旭总会乘地铁来到国管局老干部局和平里工作处，将母亲的党费交到第二党支部，十多年来风雨无阻。谢亚旭说，除了战争特殊时期外，母亲从未中断过交党费。９０岁之前都是母亲自己去交，后来确因行动不便，才申请由他代交。

　　“革命年代我们经常费尽艰辛去交党费，因为它是党活动经费的重要来源。”王定国对谢亚旭说，“如今交党费变得简单，更要坚持好，因为这是对党信仰的体现。”

　　满头银发的王定国坐在明亮的客厅里，安静的眼神就像雪山深处的溪水，冷静、清亮而悠长。

　　上世纪８０年代，不少长城周边的居民拆长城砖盖房子、围猪圈。王定国看了痛心不已：“长城代表中华民族，是自家的好东西，要保存下来。”

　　本可在家安享离休生活的王定国，自费找砖窑烧砖，挨家挨户去换老百姓盗掘的长城砖。之后，她推动成立中国长城学会，组织群众性长城越野赛，拍摄专题电视片《万里长城》……

　　上世纪９０年代，看到很多地方荒漠化、沙漠化十分严重，王定国坐不住了。她四处奔走，连续组织召开两届沙棘防沙固沙国际研讨会，积极推广沙棘防沙固沙技术，全国绿化委员会授予她“中国生态贡献奖”特别奖。

　　８８岁推动成立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９１岁重走长征路、９４岁考察黄河生态、９９岁还在植树造林……如今，虽然行动有所不便，但只要是有关长征的纪念活动发出邀请，王定国必定参加。“人家请的是老红军，不是我个人。只要是宣传红军，宣传长征，我必须去！”

　　几十年来，王定国最喜欢穿灰军装，最喜欢戴八角帽，最喜欢写“长征万岁”，最喜欢画家乡红梅。

　　王定国画梅，枝干是撒上墨吹出来的，花瓣才是画上去的。一吹一画，别有风韵。看她作画，笔尖过处，朵朵红梅栩栩如生，鲜红艳丽，如火似霞。细看这些红梅，虽大小形态各异，但都朝着一个方向，那是太阳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