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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沙河小时候喜读《福尔摩斯探案》，读得入迷，就想做个侦探，专破世间疑案。上高中的流沙河，偶遇一套蓝封面的侦探小说丛书，一本接一本借来读完，更想做侦探了。他自嘲道：“这是因为我这个人从小体弱多病，嬉闹扑打不行，所以退而耽于梦想。其实自己胆小口吃，交朋友都困难，哪能是做侦探的坯子，十足妄想可笑而已。”现实中的流沙河没有成为警匪片里的侦探，倒成了文字侦探。每天独坐书房窗前，俯身大案桌上，感觉很不错，“一个人总要选择一件他自认为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去做，才觉得没有白活。我就是文字学的福尔摩斯了。读者看我怎么破案，我便洋洋自得，有成就感。心情一舒畅，就延年益寿，比吃啥补药都强。这样说来，我倒该感谢亲爱的读者。”

　　在《就是那一只蟋蟀》中，流沙河吟诵过的《古诗十九首》，在他之后诠释经典的工作中，也是他重点研读的对象。在此，学者流沙河和诗人流沙河，形成一个奇妙的呼应。从诗人到学者，从作家到文人，晚年流沙河对自己所做的工作是满意的，“白鱼又名蠹鱼，蛀书虫也。劳我一生，博得书虫之名。前面是终点站，下车无遗憾了。”（记者 张杰）

　　川报情缘先生曾在川西日报工作

　　2018年，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曾推出“寻找天府十大文化地标”活动，邀请社会各界人士推荐各自心目中的文化地标，流沙河力荐川报集团所在的红星路二段70号应该入选。

　　作为一名对成都历史文化有多年精深研究的学者，流沙河先生详细谈到他推荐“红星路二段70号”有资格成为“天府文化地标”的理由，“既有历史传统之根，又有现代文化馨香。”

　　流沙河曾向记者介绍，清代成都的布政使署所在地就是现在的红星路二段70号，四川传媒大厦所在地。他解释说，布政使署，功能大概相当于现在的民政厅。沙河老师阅读广博，对这一带的地理历史掌故非常熟悉。

　　上世纪50年代，沙河老师曾在川西日报工作。1950年10月至1952年间，他在四川日报的大院内工作了一年多时间，那时流沙河除了编稿，还会写小说在《川西农民报》连载，显示出过人才华，直到1952年，他被调到省文联工作。（记者 杨帆）

　　他为本报题写“光影三十年”

　　华西都市报自创刊以来，有过许多机会采访流沙河先生，每每得到先生态度诚恳的接待。对于记者提出的问题，他皆是知无不言，其渊博的学识和真挚的性情在一则则报道中彰显。

　　近年，流沙河先生身体状况不佳，仍多次接受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采访。虽然身体瘦弱，嗓音细微，但在与记者的交流中，仍然带着他最饱满的精神状态。

　　2008年12月22日，为纪念改革开放30年，华西都市报推出“光影三十年——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特刊”，有幸得到流沙河先生的亲笔题词。

　　2018年7月，在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的“口述历史”栏目，流沙河先生从布衣文人到芙蓉秋梦，娓娓讲述了他的前世今生和诗文梦想，也成为华西都市报最珍贵的采访之一。（记者 薛维睿）

　　名家追忆魏明伦：沙河兄非常超脱很有成就

　　得知老友离世，“巴蜀鬼才”魏明伦难过不已，“流沙河和我之间的渊源，是从1957年开始的，到现在已经60多年了。”

　　当年，流沙河因其托物言志的《草木篇》遭受“劫难”，魏明伦专门写杂文为其抱不平，后又向《文汇报》写了篇“不平则鸣”的短文。魏明伦说，这件事后被流沙河知晓。“他也曾经支持我，我们俩算是多年的‘患难’朋友，我没到成都之前就经常来往。”魏明伦最后一次见到流沙河，是今年6月份，“我们在他家里长谈，聊些岁月感慨。”

　　“几月前，沙兄已很衰弱。”魏明伦说，“他成名很早，也遭受过很大劫难，但跟很多人不同的是，从改革开放之后，他就非常超脱，而且很有成就。他以前是诗人，后来转为学者，专门研究文字、古典文学，研究庄子，每个月坚持去讲座……他没有‘吃老本’，他有新的文化成就，有独特成就，改革开放后这四十年他没有白活。”

　　阿来：“我是老先生的读者，读过他全部作品”

　　11月23日，流沙河先生去世的消息，让全国文学圈尤其是四川诗人作家圈陷入缅怀的情绪之中。

　　四川省作协主席、著名作家阿来在电话中向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回忆了他关于流沙河先生的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