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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主的范围上说，中国的民主不仅仅表现在政治选举上，而是体现在经济、文化、社会方方面面。中国的民主不仅是政治选举时的民主，还有微观工作和日常生活中的民主。可以说中国人民在工作岗位上充分享有民主；譬如，我过去做过校长，每年都要向教代会汇报工作，而且接受教代会代表的咨询和评价。有些国家的人民是有投票权，但是投完票还能做啥呢？

从民主的环节上讲，中国所有的重大立法决策都是依照程序、经过民主酝酿，通过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产生的。譬如，2015年北京市在制定“十三五”规划时参与讨论和提出建议的人就达两万多人。在中国，出台任何政策，都要经过反复论证，而且往往还在局部做试验，看看还存在什么问题，群众反映如何，这样才能逐步推开。正如国外观察者指出的：“中国经济活力背后的真正秘密是‘引导创变’，即中央政府政策引导地方政策试验。”中国的全过程民主是实实在在的制度性安排。

正是这种全过程的民主制度保障了中国道路的成功。首先，这种制度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中国道路就是亿万中国人民齐心合力奋斗出来的。中国的成功不是其他人的恩赐，而是中国人民艰苦奋斗的结果。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社会发展所依靠的应该是“行动着的群众”。“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这就是中国人常说的，“民齐者强”“上下同欲者胜”。人民群众为什么愿意奋斗？因为制度保障了人民的权利。

其次，这种全过程的民主制度最大限度地凝聚了民智。中国人过去就常说，“三个臭皮匠胜过诸葛亮”。亿万群众的智慧当然是非常可观的智慧海洋。每个人都发挥主动性、创造性的时候，不仅有许多的新点子出现，而且还会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失误。中国道路的成功就在于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得到了充分发挥和施展。

第三，这种全过程的民主制度可以避免政党恶斗式的对抗性竞争，从而能够实现选贤与能和事业的连续性。西式民主是非此即彼的，而中国的民主是在所有选项中选择最佳的方案。西式民主让不同的党派相互对立，为攫取权力而相互掣肘。中国的协商民主则集中力量办大事。在选择领导人时亦是如此，西方是按党派，而中国是在协商过程中选择最有经验和能力的人。因此，西班牙的比埃托·鲁维多在《阿贝赛报》撰文指出：“任人唯贤的制度使得只有最优秀的人才能到执政党权力金字塔的最高层。”

最后，这种全过程的民主制度有利于凝聚共识、形成合力，即凝聚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社会治理从不是单方面的行动，而是所有相关主体通过有效整合而形成合力的过程，只有建成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才能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文明，继而实现国家的发展繁荣富强。

总之，中国道路和中国制度都是中国历史传统和现实社会的产物。中国制度是适合中国实际的，中国道路的成功足以证明中国制度的显著优势。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新时代，我们必须坚持和完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一步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继续探索符合中国实际国情社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实现人民民主的自我完善、自我发展，推陈出新、稳中有进，使全社会在保持秩序井然的同时更加充满生机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