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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籍小组的领导下，新中国的古籍整理出版气魄宏大，远超前人。近亿字的《中华大藏经》、超2亿字的《中华大藏经续编》、近2亿字的《道藏》、收入4万多片甲骨的《甲骨文合集》……以及《中国古籍总目》、《续修四库全书》、《古逸丛书三编》、“七全一海”等，无不是体量庞大、规模宏富的巨制，充分显示了新中国古籍整理和出版业的气概与实力。

“《续修四库全书》是新中国编纂的规模最大的一套古籍丛书，收书达5213种，从立项到最后出版都得到了古籍小组的关心和支持，成为这套大书顺利出版的关键。”高克勤说。

党的十八大以来，优秀古籍整理成果厚积薄发、不断涌现。在基础性古籍整理出版方面，推出了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工程之《史记》、新旧《五代史》、《辽史》、《宋书》、《隋书》等八种及《古本戏曲丛刊（第六、七集）》《文选旧注辑存》《文献通考》《杜甫全集校注》《李太白全集校注》等一大批重大项目，社会反响强烈；在出土文献整理出版方面，旅顺博物馆藏甲骨、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岳麓书院藏秦简、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等一大批重要成果的出版，有力推动了相关学术研究；在海外中文古籍整理出版方面，古籍小组组织实施的《海外中文古籍总目》项目进展顺利，已推出了首批成果，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日本国会图书馆、日本国立公文书馆、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等海外著名存藏机构的一大批珍稀古籍得到“再生性”回归，嘉惠学林。

除此之外，在大众普及领域，古籍小组重点规划并资助的两套普及类古籍整理丛书受到读者欢迎，市场销量喜人，“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销售量达到420万册，“中国古典名著译注丛书”销量近120万册，实现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双丰收。

“这些规模宏大的古籍整理出版工程能够顺利完成，与国家大力投入密不可分。”古籍小组副组长安平秋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进一步加大对优秀古籍整理项目的资助力度，共资助项目748个，资助金额达2.1亿元。

在古籍小组严格管理、科学规划下，一大批古籍整理出版的精品力作诞生。在第一届至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古籍类获奖图书中，有42种专项经费资助项目，占古籍类获奖图书总数80%以上。“资助项目成批量地在中国出版界最高奖项的评审中脱颖而出，充分体现出专项经费绩效显著。”安平秋说。

绽放新光芒——

代代学者默默奉献，中华典籍赓续不绝

古籍整理出版是“为人做嫁衣”，但70年来，一代代学者和出版工作者甘于寂寞，穷年累月在古籍中爬梳耕耘，留下了一部部精审严校、可读可用可靠的古籍，嘉惠读者。

作为知名学者，任继愈曾出版过多部影响很大的专著，但在生命的最后20年里，他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古籍整理事业而放弃了心心念念的哲学研究。“他不是不想写书，但古籍整理占据了他全部的时间，只能把研究工作不断推迟。他计划写出的两本中国哲学著作，资料卡片都做了数百张，但直到逝世也没时间去写。”原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社长郭又陵说：“任老对古籍是真爱，感情深极了。”

萧涤非师生三代接力校注杜诗全集是古籍整理界的佳话。1978年，萧涤非承担起《杜甫全集》校注任务时已年逾古稀，但他不顾年老体弱，按照宋人提出的“不行万里路，不读万卷书，不可读杜诗”的观点，一面积累资料，一面率领编校组全体人员沿着当年杜甫的行踪进行实地考察。但属稿将半，萧涤非却于1991年溘然长逝。他的弟子张忠纲接续老师的工作，带领学生继续从事杜诗全集的校注。2014年，这部三代师生接力、历经36年而完成的680万字的巨著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立刻引起强烈反响，被誉为“杜甫研究的里程碑著作”，“堪称当代集部整理的典范之作”。

类似的故事数不胜数：卢振华先生下肢瘫痪，在病榻上完成了《梁书》的覆阅改订和《南史》的点校；胡厚宣先生在整理《甲骨文合集》时，走遍全国50多个城市，近10万片甲骨绝大多数都经过他亲自鉴别、选拓、摹写，单摹写就有二十几本，达1.3万余片；季羡林先生在病床上写下对于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工作的建议……

任继愈曾说：“古籍整理有似地质队的野外勘探，这支队伍要不畏荒寒，不怕险阻，甘于寂寞，不慕纷华。”70年来，一代代学者与出版人甘于清贫，默默奉献，中华文化与中华典籍因他们而赓续不绝、光彩夺目。

奋进新时代——

古籍整理出版力量日益壮大，事业薪火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