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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好放曾留学日本，给佐藤纯弥（《追捕》《敦煌》导演）做过副导演。但他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北京人，曾在东城区的交道口一带住过，用他自己的话说，“确确实实对北京的胡同生活太熟悉了”。

　　沈好放拍摄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火了之后，出现过一大批以北京大杂院为背景的跟风作品，都未达到前者的高度。沈好放认为，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角色的诞生，跟时代背景和时代氛围要契合。“那时候住房困难，现在都是住小区，人们的生活已经不一样了。人物刻画要符合所处年代的真实，这个戏才会有时代感和生命力。”贫嘴张大民“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放在今天来个第二季也没有办法超越，因为你展现不了现在这样的北京。”

　　“咱们今天的北京，外来人口比例越来越大。这点跟深圳异曲同工，大家说上海话可以，说北京话、四川话也可以，已经没有语言的区别。”这种变化，客观上增加了北京剧的创作难度。因为在不断的变化中，想要抓住一个时代的代表、找一个具有北京普适性的人物，更难了。“你要是没有发现这个人物，千万不要就非说我这是北京题材，所以我宁愿不拍。”

　　沈好放眼中的北京人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活在时代里的北京人，一种是现实生活中的北京人。第一种是很多人印象里提笼架鸟耍贫嘴、好面子爱充个儿的北京人，就像老舍小说《二马》里描绘的，国家都那样了，他们到哪儿还都是一天到晚称大清国子民的骄傲劲儿。第二种是现实生活里的北京人，随着时代的变化不断在变化，变得很难概括。

　　大院子弟与老北京隔着一道墙

　　以小人物为主角的北京剧里，大院子弟的青春无疑是最为独特的一类。与胡同大杂院的老百姓相比，他们生活中享受了更多的优越，但在大时代的变迁中也一样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而因为出身的关系，他们对梦想与现实落差的感受，比普通人来得更加强烈，戏剧冲突感也更激烈。

　　出身部队大院的叶京从《梦开始的地方》《与青春有关的日子》到尚未公映的电影《记得少年那首歌》，他的每部作品都带着浓烈的自传色彩，都是他经历过的大院子弟的青春故事。而和他的青春一起定格在影像里的北京城，如同大时代的一个横切面。

　　叶京选演员偏重北京籍，有部队背景更好。两部剧里，接近半数的主演都是京籍演员，“陈羽凡那会儿是闲得慌来找我玩，说能不能演个戏，就这么来的。好多北京唱歌的孩子都找过我，但我没用。”

　　叶京喜欢用新人演员，“用腕儿的话，第一是用不起，第二是跟他赔不起时间”。十多年后再看他拍的剧，当年的新人都成了腕儿，时间见证了成长也见证了无常——有人因戏结缘又最终分道扬镳，如陈羽凡、白百何；有人耕耘多年终成大名，如咏梅；也有人人生未半提前离场，如傅彪、班赞。

　　叶京的每部作品都跟自身经历有关，“全有关系，没关系我根本不会去写。”叶京说，《梦开始的地方》是为了怀念父母那一代家庭的氛围，还带着一种炫耀；《与青春有关的日子》拍的是他们那代人改革开放前的生活，“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开始无所适从了，迷茫了”；《记得少年那首歌》有随父母被下放到宜宾的经历；另一部未映的《原来我们如此陌生》，则是对自己这代人的反思和总结。

　　自身经历以外的题材，叶京表示也能写，但得分个轻重缓急。“连我那点事儿都写不尽道不完，哪有时间去写别人呢。我特怕再过几年记性不好，想不起来了。”他承认自己的作品有强烈的自传色彩。“完全可以说是自传。”叶京说，他的想法和王朔不谋而合：“他（王朔）一直说，特别想写一部我们那个年代的《红楼梦》。我呢，是利用影视作品，完成我们那个年代的《红楼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