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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年代农村承包制改革释放了劳动力到城里，产生了轰轰烈烈的城市化过程，这是巨大的劳动力释放。但是在农民工问题上，有一件事目前各地区还没有做到位。这件事恰恰就是党中央国务院十八大以来大力倡导的，中央提出到“十三五”末要实现2亿农民工就地落户城区，其中有1亿在沿海城市落户，1亿在内陆城市落户。这有非常重大的战略意义。中国目前还有近3亿农民工，不能落户城区使得这3亿农民工的劳动寿命减少一半。我国城市职工一般60岁退休，农民工一般干到45岁左右，年龄再大沿海城市的企业一般就不招聘他了。他本来可以干到60岁，现在只到45岁，少掉了15年，少了15年就等于就业工龄少1/3。农民工在正常上班的时候，一年12个月总有两个月回家探亲，这两个月回家相当于一年的1/6。1/3+1/6=1/2，理论上农民工的工作寿命，因为是农民工状态而不是户籍状态，大体减少一半，就是3亿人减少一半。所以户籍制度改革不仅是改善农民工待遇的问题、人权的问题、对农民关爱的问题，同样也是生产力问题，是人口红利的问题。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重要号召，党中央已经提出这件事，我们要着力落实，谁把农民工的城市化户籍制度做好，谁就是赢得未来10年、15年主动发力的城市。哪怕你这个城市现在有1500万人，如果里边有900万农民工，如果不做好这件事，让农民工今后10年不能落户，可能10年以后有500万人被别的地区吸收了。1500万人口的超级大城市可能就变成八九百万，变成第二等级的城市。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重大红利的措施，地方应该把它当作重大措施狠狠抓一下。

　　第四、延长女性退休年龄

　　妇女从上世纪50年代起，退休年龄比男士早10年，50岁一过就退休了。她要比男士提早10年拿养老金，一个月1千多块，一年就是1万多块，10年就是10多万。她又少交了10年养老金，每个人在岗就要交养老金，一年差不多一个月1千多块，一年1万多。一进一出一年两万多，10年20多万。以6亿城市人群来说，有3亿妇女，3亿乘上20多万就是60多万亿。分摊到40年，每年相当于增加1万亿养老金，必将缓和许多省份养老保险资金链紧张的情况。实际上妇女寿命比男士高5岁，你如果问她自己愿不愿意上班，大多数愿意上班。在法律意义上，应该形成60岁同工同酬同年龄退休。如果以后想要延长退休年龄，男性和女性共同从60岁延到65岁，把这件事改好了，不仅一年产生一两万亿红利进医保，而且还能多了几亿妇女10年的工作，又产生劳动力红利。

　　第五、降低运输成本

　　中国所有的货物运输量占GDP的比重是15%，美国、欧洲都在7%，日本地方只有百分之5点几。我们占15%就比其它国家额外多了几万亿的运输成本。中国交通运输的物流成本高，出了基础设施很多大一部分是新建投资、折旧成本较高以外，相当大的部分是管理体制造成的。由于我们的管理、软件、系统协调性、无缝对接等方面存在很多问题，造成了各种物流成本抬高。在这个问题上，各个地方，各个系统，各个行业都把这方面问题衔接一下，人家7%，我们哪怕降不到7%的GDP占比，能够降3-4%的占比，就省了3-4万亿。举一个例子，我们有十几万公里的铁路，这些铁路花掉近10万亿的资金，却只运输了中国全部货物的6%。其余的94%，汽车大体上运了84%-85%，飞机、轮船、管道运输也运一些。因为把货物转到火车上很麻烦，大家就把东西装上汽车，上千公里开出去，汽车烧的是油，火车烧的是煤，运输成本是火车的3倍。我们几十年开发区修的公共设施叫七通一平，但七通里没有铁路通。以前有一个规矩，只要一个企业有几十亿产值，火车就要开到厂里去。现在几百亿的企业货物运输，全靠卡车拉，这都是不对的。美国的铁路是100多年前造的，美国现在的货物运输量有20%是铁路运的，这就是节约。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很多浪费。

　　第六、有效配置城乡土地资源

　　由于城市用地的集约性，一个农民在农村的宅基地等建设性用地平均为250平方米，在城里的建设性用地平均为100平方米。全世界城市化过程中，不管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由于城乡的变迁，人口集聚到城里，农村里的宅基地等建设性用地会大幅度减少，就使得农村耕地数量相对增加，所以没有出现耕地短缺的问题。但我们的农民是两头占地，他到城里来算一波人，但是在农村里，宅基地还是留着的，我们的耕地因此就短缺了。宏观上城乡资源没有流动，没有配置，这就造成我们耕地短缺，住宅用地少，土地供应成本高，整个城市的房价也会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