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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人员将离开人体的卵子存入冒着冷气的液氮罐。受访者供图

　　殷仕娟在沙龙上视频连线国外专家。受访者供图

　　林晴给自己注射的促排卵针。受访者供图

　　徐枣枣对记者回忆庭审现场。魏晞/摄

　　林晴把自己的7个“可能性”冷冻起来，在她看来，这是让“可能”有机会变成“现实”的一种保障。

　　还差一岁，这位上海女子就要迈进不惑之年。她在香港工作，每月收入5万元，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充足，父母对她包容支持。只有一件事她不太满意，那就是还没结束单身。

　　2018年6月，在香港一家私立医院的手术室内，医生从林晴体内取出9颗卵子，其中质量达标的7颗被存入冰冷的储存罐。未达到医生建议20颗的数量，她之后还想再取一次。

　　如果说这条赛道林晴已经跑了半程，徐枣枣还困在起跑线上。她去北京多家三甲医院咨询，还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做了检查，生理条件符合冻卵要求，但由于她单身，医院拒绝了她。

　　徐枣枣以“歧视女性”“侵犯一般人格权”为由，把医院告上法庭，要求其提供冻卵服务。2019年12月23日，该案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中国内地现行的法律规定，医疗机构严禁给单身女性提供辅助生殖技术服务。一些人会出境寻求这项服务，花费至少10万元，还需要支付半个多月耗时带来的其他成本。

　　今年10月底，徐枣枣听说武汉一家医学机构向未婚女性开放冻卵技术，花费只需两万余元。“比去国外节省至少8万元！”仅过了一天，她就发现该消息纯属误传。

　　林晴则被医生告知，一次冻卵手术就能孕育宝宝的成功率不高，一旦离开身体，存活的卵子会越来越少。“可能没什么卵用。”她自我调侃道，但她不想放弃技术带来的那种可能性，也不想放弃生育的权利。

　　她本想以实名讲述自己的故事，直到被多个朋友劝阻，她才意识到，社会大众对冻卵的看法还很值得玩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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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夏天，林晴帮朋友录了一期视频节目，在镜头前谈论对冻卵的态度。如今她不记得当时说了什么，只记得在那之后，自己对冻卵上了心。

　　林晴的朋友殷仕娟是一家境外冻卵服务机构的生殖健康咨询师，自称接触过100多个案例，平均每天能接到十几个咨询电话。

　　殷仕娟最怕有人开口就要求“包成功”，想要一次手术就能取得足够数量的卵子，并保证未来这些卵子能孕育出婴儿。

　　有些人还会要求把卵子冰封在某国，方便找代孕。殷仕娟为其讲解当地法律，表示不可能，对方还会不依不饶地“我就要”。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科学家开始研发冻卵技术，最初的目的是为珍稀动物延续种群。后来，它成了人工辅助生殖手术的一部分。取卵时，如果男方不能及时提供精子或暂时没有精子，医生会先把卵子暂时冷冻起来。如今，冻卵成了单身女性延迟生育的一种“保险”。

　　通过技术能取到的卵子数量，取决于女性的年龄和健康状况。35岁是医学界普遍公认的分界点，在那之前，女性的卵子质量较好，数量较多。

　　殷仕娟每月会在上海“申报馆”举办一两次以保护卵巢为主题的沙龙。这些知识，她会反复讲。一般情况下，沙龙会聚集20多位女性听众，开场的第一个问题常常是，人体最大的细胞是什么。

　　有人猜干细胞，有人猜胚胎，殷仕娟双手一挥，公布答案：“卵子。”

　　“哦！”观众席发出恍然大悟的呼声。

　　殷仕娟会接着说，精子是人体最小的细胞之一。课室会随即“炸锅”，她记得有个女孩娇滴滴地说：“哎哟，那我回去和我男朋友可有得说，要让他好好珍惜我！”

　　根据殷仕娟的观察，几年前，参与沙龙的多是40岁以上的女性，直接提出想生孩子。现在，来自互联网、金融、娱乐圈等高收入行业的年轻姑娘多了。有两个姑娘通过沙龙相识，结伴去境外找同一个医生做冻卵手术。也有人关注“取卵会不会变胖” “冻卵后能否找代孕”等问题。

　　一位境外冻卵机构的前工作人员形容，他们相当于留学中介，最终能出境冻卵的女性，其数量可参考“常青藤”学校录取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