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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解中国的另一把钥匙，是中国有一个完全不同的宗教体系。西方社会是以基督教或伊斯兰教、犹太教为基础的，这些都是一神教，由一位神来控制一切。而中国有很多宗教，也可以说没有。中国有儒家思想、道教、佛教、祖先崇拜，所有仪式、信仰混合在一起又相互宽容。我第一次看到并理解这种混合与宽容的信仰模式，是在一个偏远的喜马拉雅山村庄，在那里，我作为一个来自基督教传统国家的人很是惊讶。我看到他们先在自家祭拜祖先，然后出去做印度教仪式，之后拜了佛。这对他们来说不存在任何问题。

　　中国在宗教上非常宽容，因此从来没有像西方那样进行布道。虽然现在有孔子学院，但中国政府并不想让世界成为儒家或佛教的世界，中国对此不感兴趣。我们生活在一神教的世界，而中国人生活在信仰的混合体中，这是要说明的两个关键。

　　“我想记录下当今世界最大的变化”

　　环球时报：提到文明，前不久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有关中美“文明冲突”的说法引起很大争议，您怎么看？

　　麦克法兰：我认为这绝对是愚蠢的，也是非常危险的。亨廷顿的书对某些美国官员而言是《圣经》，甚至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很多政策，例如建墙、加征关税等都间接来自它。1997年亨廷顿在书的结尾说，中国是一个巨大威胁，应该阻止它追上我们。但即便那时，他也表示没有希望了，为时已晚。于是他建议找到那些想要破坏中国(发展)的人，世界各地持不同政见的团体，或者中国国内想要推翻政府的人，给他们援助和金钱。

　　美国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10年或20年内，它将不会是最强大的经济体。这并不重要，因为现在的世界不是以旧的方式分裂成民族国家，而是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亚当·斯密的经济学基本原理是：贸易与合作才是双赢的。特朗普起家于房地产，他根本不懂经济学。他认为这是一场对抗的战斗。事实上，亚当·斯密说，你应该与人交易，因为他们对你有利，所以你们一起工作。这是他的哲学的基础——协作与合作。这才是通往辉煌的道路。

　　环球时报：您第一次去中国是1996年，2002年后每年都去。您如何看中国的变化？您写过《现代世界的诞生》，会写一本有关中国现代化的书吗？

　　麦克法兰：我正在写一本有关中国的书。过去20年，我有幸和我的博士生及朋友们一起去中国，经历了这场非凡的改革。我去过中国的乡村、城镇和朋友的家。我在许多大学讲学，问任何我喜欢的问题，所以得以深入中国社会内部。

　　当然，每一年我们去中国，都感受到一个不同的中国。有朋友说，如果你离开北京几个月，回来便是一个不同的北京。这样的变化速度是惊人的。从1996年到2002年，中国发生了很大变化，而之后它的发展速度和变化越来越快，甚至是指数级的。

　　我用录像、照片、日记、对话等方式记录了中国的变化，将来我想写一本多媒体式著作，里面有文字，也有视频。我想记录下当今世界最大的变化。我是历史学家，研究过英国的工业革命等世界发展史。我认为近年来在地球上发生的任何事情，就其物理效应和其他影响而言，都没有中国在过去20年里所发生的那么大，这将改变整个未来。

　　环球时报：在一些美国人当中，流行美国赐予中国现代化的说法，去年有美国领导人公开说“过去25年，是我们重建了中国”。对于中国的发展成就，美国起到的作用有多大？

　　麦克法兰：1996年我们去北京时，还没有什么美国印迹，车是德国大众，很多舶来品来自其他国家。英国人早在美中建交前就已经与中国合作了。人们对美国重建欧洲的“马歇尔计划”记忆犹新，所以很多人可能认为美国帮助中国实现了重建，但其实可能只有10%或者20%(归功于它)。美国的逻辑是，既然是他们重建的，他们就有权力摧毁它。

　　英中可打造东西方“文化彩虹”

　　环球时报：您如何看待美国对中国企业华为的打压？

　　麦克法兰：我有朋友为华为工作，他们说华为的确有一些缺点，但并不比其他任何一家科技公司多，许多美国软件公司有同样问题。特朗普说华为构成安全威胁，但一直没拿出确凿证据，他之后的言论又称华为问题可以是贸易协议的一部分。很明显，这完全是出于政治目的。

　　我想强调的是，中国政府必须非常谨慎地表明立场，因为无论你做什么、说什么，都会被以最糟糕的方式曲解。这意味着，当你制定实际政策时，你必须低调行事。这是邓小平非常擅长的，他没说我们要成为头号经济强国，他说我们只是想让这个地方的人们更快乐、更富有。

　　环球时报：华为事件及中美之间的贸易战是否会对中英关系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