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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张杰带回家的药还剩两天量时，救急的药物终于到了。市里禁行，开车出去需要通行证，生活在农村的张杰不敢向村委会说明情况，只好步行十几里路去快递点取药，“在村里只要一个人知道就全知道了，我怕别人用异样的眼光看我。”

　　与张杰情况类似，另一位感染者吕书，今年26岁，感染艾滋刚满八个月。随着小区的全面封锁和武汉交通管制进一步升级，无法拿药的他感到有点心慌。他说，社区的人可以帮忙去拿药，但是他的情况又不好跟社区讲……

　　“为先社工”的负责人黄亿表示，湖北有两万多艾滋感染者，这样的状况并不在少数，人们的偏见让艾滋感染者即使断药也想隐瞒自己的身份。

　　另一位“为先社工”的工作人员肖超观察到，艾滋感染者的这种“病耻感”在老年人身上格外明显，再加上不熟悉网络，他们断药的可能性更高。

　　最初几个礼拜找“为先社工”求助的大多是较为年轻的艾滋感染者，直到近一个礼拜五十岁以上的感染者才逐渐多了起来。肖超告诉澎湃记者，很多老年人他们不会用智能手机，不会寻求渠道帮助，不敢找邻居帮忙，都是最近医院主动打电话过去询问，他们才知道志愿者可以帮忙领药。

　　“一位56岁的感染者为了到医院拿药，甚至连夜走了近10个小时的路……”提起这件事，肖超有些自责，“如果我们早一点发现他可能就不用那么辛苦地走路过来。”

　　“听到那个铃声就想把手机砸了”

　　2010年黄易在学生社团参与志愿服务时，接触到了艾滋病防治的相关知识，这份工作带给他的成就感让他选择创建了为先社工，一晃就是九年。“社会对他们的污名化很严重，一旦有人能给他们提供帮助的话，对他们而言就成了唯一的救命稻草。”

　　黄亿向澎湃新闻介绍，为了更好的保护患者隐私，参与此次志愿服务的都是他们的“核心成员”，线上线下一共22名，每位参与的志愿者都要签署保密协议，确保感染者的隐私不会泄露。大家分工明确，有的负责统计整理线上求助登记表；有的负责开车寄送药品；有的负责在医院领药……

　　在此次志愿工作中，肖超负责接线答疑、登记信息。前期他每天大约要接70个电话，同时不断的在微信上答疑解惑、安抚情绪，“他们可能从打电话的这一刻起，一天24小时都会缠着你。”肖超有些无奈，他几乎每天都是在打电话、接电话、回消息中度过。但每次被缠得有些烦时，听到感染者们讲述自己的情况又会让他感到心酸。

　　算上学生时期做志愿者的经历，25岁的肖超在“为先社工”已经服务四年了。本身作为性少数人群的他深知社会对这个社群的不接纳，“想为这个社群做一些事情，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带来一些改变”，肖超有些感慨地说。

　　不过，感染者们焦虑的情绪也影响着肖超，他开始整夜整夜地失眠，没胃口吃饭，甚至害怕听到电话铃声，“听到那个铃声就想把手机砸了”。后来团队请来心理辅导，每个星期都会给志愿者们疏导情绪，肖超也在团队的要求下休息了一天。现在的他已经慢慢调整了过来，感到焦虑的时候，就会听听民谣让自己平静。

　　梦寐以求的通行证

　　除了志愿者的心理情绪，“通行证”也是一个大问题。

　　25日下午，送药志愿者的车因没有通行证在汉江一桥被拦下。

　　“被质问了近半个小时”，黄亿和志愿者们对此感到有些冤枉。

　　黄亿告诉澎湃记者，一直以来他们都在试图解决通行证的事情，但社工组织不具备开具通行证的资格，疾控中心和医院也无法为不属于本单位的志愿者们开出通行证。因而，志愿者们一直在用疫控中心和医院开出的“非正式通行证”——一张盖了章的情况说明函。

　　第二天，志愿者们没有再开车，骑自行车将前一天未邮寄的药品送走邮寄了。

　　正在等药的沈庆，感染艾滋三年了，得知志愿者的车被拦后，他感到无助。“在医院领药的志愿者在医院一呆就是8个小时，我看到照片有的穿的防护服还是破的……他们真的很伟大。”

　　对于志愿者送药的事情，沈庆很感动也很感谢，“我从内心不希望志愿者做这件事，我希望相关的部门能够重视并解决这件事，而不是只依赖志愿者冲在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