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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此次新发地防疫过程当中，由于大数据信息无法准确分辨“去过”和“路过”新发地市场的区别，加上可操作时间较短，最终出现了“一刀切”的情况，有些乘坐公共交通工具途径新发地的市民，也收到了要求进行核酸检测的短信或通知，让人颇感意外。

对此吴尊友认为，大数据筛查过程当中，由于时间较短，精力有限，的确存在一些错误判断的情况，有些没有危险暴露的市民，也被要求填写信息检测核酸“但数量只是一小部分，目前首要任务还是控制疫情，未来还有改进提高的空间。”

宋怀明也认为，除了发短信以外，排筛查的手段也包括打电话、上门走访和自我填报等等，目的就是为了最大程度减少在突发公卫事件当中，大数据应用的不准确性和不确定因素。

其次是大数据决策问题，宋怀明表示，从实际效果来看，大数据目前的作用，更多地依然停留在分析和辅助决策方面，只有很少一部分能够进行自动决策“从数据角度来看，这样的做法是更科学的，但从时间和效率来看，这样的手段依然有较大待提升提高空间。”

大数据是怎么知道你去过新发地的？

出于防控需要，很多人的个人信息被“暴露”在APP、小程序或是登记单、记录本当中，哪些是合理采集，哪些又属于过度采集，如果个人信息泄露了怎么办？目前依然有待商榷。

在数据立法、数据安全方面，相关法律法规也不够健全：记者了解到，国家层面目前还没有出台针对公共数据管理的法律法规，省市层面也基本处于各自为战的局面，一些地方出台了法律条例，一些地方仅仅出台了规章办法，还有一些地方并未就此立法。

这在无形中给数据安全和个人隐私性，带来了不确定因素——疫情期间，多地出现了个人隐私泄露事件，引发了公众的担忧；出于防控需要，很多人的个人信息被“暴露”在APP、小程序或是登记单、记录本当中，哪些是合理采集，哪些又属于过度采集，如果个人信息泄露了怎么办？目前依然有待商榷，

实际上，加强信息共享，消除信息孤岛，同时做好个人隐私和数据安全的保护，不仅对当下抗击疫情至关重要，对实现政府决策科学化、社会治理精准化、公共服务高效化也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未来要着力规范数据的所有权、使用权和使用规范，要保护好公众的隐私和数据安全。”宋怀明强调，有关部门既要把握好公众知情权，与保护公众隐私之间的关系“也要尽可能的把公众关心的数据全面、及时、准确地发布出来，并充分调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形成大数据共享的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