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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时报：邓小平当年曾提出“一国两制”50年不变，现在50年已走过接近一半。西方有人称“一国两制”或许已经失败，您怎么看这一说法？

傅高义：我认为当年邓小平先生提出的“一国两制”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其本意是想让香港和内地在交流中逐渐合作。所以我不认为“一国两制”失败了，但就上述这点而言，现在确实处于一个不太好的状态，面临很多挑战。

香港社会有很多不幸的问题。很多内地人才前往香港，在那里找到好工作，同时香港最富有的阶层从房地产行业中赚取大量利润，收取高额租金。而很多当地人，包括没有获得体面工作的年轻人，不得不为面积极小的房屋支付高昂租金。他们的生活一直很不愉快。这些年轻人也没有向政治领导人表达意见的渠道。香港的领导者们，无论富裕阶层、政府还是抗争者，都没有很好地处理问题。现在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困局。

现在，北京希望通过国安法和派驻国安人员平定香港局势。不过我认为，这能否真正起到作用，归根结底还是要看北京和港府接下来能在多大程度上真正解决香港民众的问题。如果能从现在做起，并和当地民众进行讨论，我预期局面能在未来几年有所好转。但如果只是采取强力措施，而没能解决这些深层次问题，抗议和冲突恐怕还会长期持续下去。总之，香港需要一些更有想象力的领导人，找到新的方法，为香港人带来新的希望，同时给予他们表达自己想法的自由。

找到“竞争而不打架”的共存方式是一项历史使命

环球时报：对于中国来说，您认为中国政府在当下的历史任务是什么？

傅高义：我认为美中两国的历史任务是塑造一个国际新秩序，这也是两国共同的责任。这就像奥运会比赛里，运动员们会非常激烈地竞争，但他们不是在打架。所以，找到一种“竞争而非打架”的共存方式，是美中领导人当下共同的历史使命。

我和很多美国的知识分子都认为，美国没有加入亚投行是一个错误。在这个国际银行，中国领导人在建立规则和搭建框架方面表现出色。在非洲，中国在推动基础设施项目上做得很好，尽管他们在对外关系上还有待改善。我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也是个不错的主意，虽然目前尚在起步阶段，还需要调整工作方法，但它在连接欧亚大陆方面能起到重要作用。我想，很多有思想的美国人已开始看到这一点。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领导人需要找到一条和其他国家合作并解决分歧的道路。美国独大的“单极”时代正在结束，美国不可能像以前那样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并领导全球所有事务。这就意味着，中国需要同美国和其他国家合作，为世界提供一个全面的新秩序。在这个秩序中，世界不会被分为敌对的几块，因为这对所有国家来说都会是灾难，世界应该在一个整体架构中团结起来。

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危险是，美中两国的超级民族主义者们试图分道扬镳的声音太大，愤怒的情绪过于高涨。政府需要对此予以控制。

此外，在国内，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取得令人赞叹的成就，农村人口持续向城市流动。相反，上世纪70到80年代美国在从工业经济转向服务经济的过程中做得不太好，社会贫富差距悬殊，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贫富差距扩大是很多人支持特朗普的一个重要原因。

因此，我认为中国领导人现阶段的另一个历史任务是，阻止贫富差距扩大，这一点极为关键。中国领导人应当想办法创造一种新的服务型经济和新的就业形式，让科技发展能惠及每一个人，提供工资差距不那么大的就业机会。

环球时报：您也是日本问题专家。数十年前，日本被描述成美国最大的经济威胁，而今天中国被认为是美国最大的对手。两者有何相似和不同之处？

傅高义：我对那段历史记忆深刻，我当时应邀在日本和美国演讲，而且还在美国政府内工作了两年。今天的美中关系和当年的美日关系存在几点不同：

首先，美国和日本是军事同盟。在中苏交恶后很短的一段时间里，美中也曾在安全领域有过紧密的合作关系，但这种关系并没有持续下去。而美国和日本的安全合作持续到了今天。

其次，日本后来很快在美国建设了大批工厂，几乎每个州都有，为当地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

第三，日本的经济泡沫在1989年前后破裂，但我们不认为中国的经济泡沫会破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