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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集团的核心业务板块之一,徽商金属公司曾是安徽省实力最雄厚、专业性最强的股份制流通企业,为了“五年规模翻五倍”,竟然放弃传统的钢材购销业务,投入到风险极高的虚假融资性贸易中。2012年至2014年间,虚假融资性贸易业务规模达136亿元,形成近27亿元欠款难以收回,公司资不抵债。

徽商农家福本以经营农资为主,却贸然进入房地产领域开发了多个项目,终因业务不熟、管理不善全部亏本,并造成大量矛盾纠纷。商之都不计成本盲目扩张,导致多个新开门店连年亏损。

越亏越借,越借越亏,徽商集团陷入恶性循环,内部长期运行两本账,虚构业绩骗取贷款成为惯用手法。2014年末集团净资产只有9.22亿元,报送银行的数字却达32.48亿元。

徽商集团的经营状态持续恶化,经审计到2016年7月底,集团净资产为负12亿元,仅两家子公司账面微利,多数资不抵债。短短几年间,“千亿徽商”口号成泡影,一家大型国企几近被掏空。

“内控式腐败”侵蚀“国企大树”

徽商集团“内疾”如此严重,为何外部长期未发现?据记者调查,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一是“内控式腐败”。现代管理学有一个名词叫“内部人控制”,是指现代企业中由于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所有者与经营者利益不一致,导致经营者控制公司,股东难以对其有效监督从而利益受损的现象。一个典型表现,就是国企管理者腐败导致国有资产流失。

在徽商集团窝案中,“内部人控制”问题进一步升级为“内控式腐败”。由于管理层贪腐成风,最终形成了上下沆瀣一气、共同贪腐的局面,人人参与、各取所需、相互包庇,目标从“腐败平衡”到“腐败共赢”。

二是内外监督失灵。董事长许家贵担心监督别人引爆自身的“炸弹”,见了问题绕着走。纪委书记张皓自身不正、腰杆不硬,担心“拔出萝卜带出泥”,对审计、督查发现的问题不敢动真碰硬,对信访核查大多“暂不处理,仅作组织掌握”。集团纪委十年未查一起案件,甚至将反映商之都公司董事长韩贻坤问题的举报信直接转回该公司,最终落入被举报人之手。

上级国资管理部门当时的监督管理体制不健全,对徽商集团偏离主业、有章不循等问题未能及时发现制止。监事会职能作用发挥不够,事前管控和事中监督乏力,对集团违规超净资产红线担保、超持股比例担保等问题,未能及时叫停严肃追责。

内部贪腐成风,外部风平浪静。就这样,徽商集团出现问题近十年,却几乎没有举报,“暗腐败”将这棵“国企大树”侵蚀得千疮百孔。

董事长只为“多捞钱”,“四风”盛行败坏国企生态

腐败必从破纪始。记者了解到,徽商集团许家贵这一批腐败分子,始于初心不正、作风腐化。

许家贵曾长期在省、市党政机关工作,54岁时从安徽省亳州市常务副市长岗位调任徽商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他坦言,来徽商集团之前已经当了12年的副厅级干部,自感在仕途上已经走到顶峰,不可能有什么发展了,“那无非就在企业多拿一些钱”。

党的十八大之后,徽商集团对中央八项规定置若罔闻,“四风”问题突出。集团总部长期以领导机关自居,行政色彩浓厚,许家贵、张皓等人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作风严重,习惯在办公室指挥调度,下基层也只是走马观花。

多名徽商集团员工表示,当时的公司更像是一个衙门而非市场主体,集团每月召开的经营调度会,完全以听汇报“走过场”方式进行,子公司大都报喜不报忧,到处是“创新”“亮点”,对问题避而不谈、视而不见。

许家贵热衷于喊口号、唱高调、搞粉饰,好大喜功、虚增业绩。在他任上,徽商集团公布的营业收入连年提高,数字逐步迈上300亿元、400亿元、500亿元台阶,到他退休的2014年,徽商集团号称实现营业收入616亿元,名列中国企业500强201位。

但《新华每日电讯》记者从相关渠道了解到,徽商集团向外公布的业绩存在很大水分,2014年的实际营业收入只有107.6亿元,且亏损2.9亿元。随着许家贵在任时积累的问题集中爆发,到了2016年,徽商集团营业收入暴跌至44.4亿元,亏损扩大至3.9亿元。

“许家贵爱搞政绩,集团在全国500强中的排名上移,他就觉得脸上有光,还可以多拿奖金。”徽商集团原总经理助理刘勇说。

徽商集团窝案爆发后,查出一系列作风问题。集团各子公司招待费长期居高不下,仅徽商金属公司每年就达数百万元,超标接待、铺张浪费司空见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