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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7点半，记者来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遇见一位62岁的患者被紧急推进心外大楼二层的手术室，这是一场因心脏搭桥术后心肌缺血而进行的抢救。

　　无影灯下，患者的左大腿被插进两根食指粗的软管，分别连着他的股动脉和股静脉，血液顺着软管流进机器里，由体外循环暂时取代他极度脆弱的心肺功能。

　　手术正在紧张地进行，机器屏幕上绿色的光柱突然退缩成黄色，“滴滴滴”响个不停，李呈龙快步走过去调整机器旋钮，光柱逐渐回到绿色区域。“刚才患者的血流量掉到1.8升每分钟，太低了，我把流量恢复到了2.6。”

　　“我们被称为‘不动刀的外科大夫’，虽然我们没直接操刀手术，但手术的病理、生理过程必须全部掌握。如果不详细了解情况，就无法做好术后的重症监护工作。”李呈龙是一名心脏重症监护病房医生。这一天，他本来值白班，如果不出意外，他只需待在病房里，12个小时后交班即可，但意外还是来了。此刻，他必须守着这位手术患者，直到次日早上8点。12小时班变成24小时，对于这位工作已经5年的主治医师来说，丝毫不觉得意外。

　　上午9点半，手术患者情况逐渐稳定。“我没赶上查房，还得去五层看看我的10名患者。”说完，他摘下手术帽，跑到五层的心脏重症监护病房。

　　“36床血色素从8克掉到5克，原因不清楚；37床手术后没尿，可能要做透析；39床还没醒；13床早上有点意识障碍，他的抗生素可能要换一下……”听着金祺医生的报告，李呈龙在电脑前检查完所有患者的胸片，起身走进他负责的第六治疗仓。

　　治疗仓里躺着6名患者，胸口贴着半米长的纱布，他们全都做了开胸手术。李呈龙走近13床，拿起一沓护理记录单，上面详细记着每小时的用药、心率、血压、尿量等。“她可能镇静深度不够，昨晚呼吸机拔管后心功能表现不太好，后来又插回去了。加点镇静药吧，我来开医嘱。”李呈龙说。

　　上午10点10分，李呈龙收到手术完成的通知，又回到手术室。他小心翼翼地收起一堆管线，把病床推到二层的重症监护室。不一会儿，患者的血压突然波动，李呈龙赶忙跑去调整用药。“补液、强心、提血压、抗炎……”他嘴里一边念叨，一边打出长长的医嘱单。“在这里工作，事情特别细碎，意外随时会降临。我们好不容易才把患者抢救过来，越是到危急关头，越不能出错。”

　　上午10点半，处理完二层的患者，李呈龙又赶往五层病房。“再去转转吧，隔段时间不看，我这心里就不踏实。”从早上接班到现在不过3小时，他已经楼上楼下跑了六七趟，坐着的时间不超过10分钟，手机运动步数已经1万多步。

　　“医生经常顶着巨大的体能和心理压力工作，要想保持临危不乱，必须经过长期艰苦的训练。”安贞医院心外科危重症中心监护室主任贾明说，成为一名独当一面的重症监护医生，除了要学习各个学科的医疗知识，还要掌握许多外科技能，比如穿刺、气管切开、闭式胸腔引流术等，这有助于医生更全面地掌握各项技能。

　　经验来自观察

　　由于家属不能进病房，医生的很多付出是外界看不见的。但是，无论付出多少心血，医生都无怨无悔

　　1988年，北京朝阳医院还没有重症监护室，23岁的童朝晖被分配到抢救室。“很多人不愿掺和这事，觉得抢救多累啊，还老加班，但我喜欢救活一个人时的成就感。”

　　“救人于命悬一线”，这便是重症监护医生的事业。近两年，H1N1病毒引起的甲流时常造成重症感染。朝阳医院作为治疗呼吸重症最好的医院之一，每个冬天都要收治多名患者。最紧张时，这里16张病床，有14张都是流感重症。而患者大部分是从外院转来的。经过救治，大部分人都能康复出院。

　　“面对重症患者，医生心里时刻要装着责任。有时人救不回来，可能是因为医生水平不够，也可能因为客观条件不行，但很少是因为医生不负责任。”童朝晖说。

　　两年前，童朝晖曾收治一位患者，她气管隆突处长了肿瘤，严重压迫呼吸。医生们几次想把肿瘤烧掉，但怎么也除不干净，这一度让大家感到很气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