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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正是在树村，高虎第一次找到群体共同感。那时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做乐队，每天都奔走在各自的“排练厅”——另一间几平米、四周裹着隔音棉被的平房，寒暄着最近又写了什么歌。排练之余，痛仰便自己到酒吧联系演出，印海报去学校张贴，亲自帮学生们订票。当年北京五道口附近聚集了不少学生和外国人，组成了摇滚乐大本营，痛仰的第一场演出就是在北京大学附近的Every Day酒吧。他们花了一个月时间排练了七首歌便“赶鸭子上架”，第一次演出，高虎几乎全程闭着眼睛，“是紧张。”

　　最开始，痛仰的一场演出收入只有几十块钱。半夜演出结束，哥几个和乐器挤在一辆面包车里回树村，刨去路费和吃饭，每个人多的时候能分到10块。有一次痛仰参加了一场七八支乐队的联合演出，最后每支乐队分到了十块，每个人只拿到2块5，还不够买盒烟。

　　即便“落魄”如此，高虎直言，他们这些玩摇滚的人不喜欢求人，“本质上说（我们）就是不喜欢搞社会上那一套虚情假意。”因此在没有所谓合同概念的年代，忙着到处找演出的痛仰经常被不靠谱的演出方“欺骗”，例如曾在没有任何保障下受邀演出，中间人却一通哭穷，结果回村后高虎就惨遭“拉黑”，连路费也没拿到。还有一次，痛仰自己垫路费到内蒙古演出，结果对方说后续再付，回京后却再次“人走茶凉”。高虎总是戏称这些“教训”为“交学费”，“喜欢摇滚乐的人，大部分还是比较单纯，没有那么多歪脑筋。”所以即便到后来，痛仰小有名气，他们的学费还是没少交。

　　然而再躁的摇滚乐，喧嚣过后，也抵不住高虎每日回到树村简陋的几平方米小屋，数着零钱，发愁明天吃什么。“但这样挺好的。虽然吃住差一些，但音乐玩起来更纯粹，更直接。”也正是那些年，痛仰创作出《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是个问题》等直面生活艰辛的作品。高虎还曾写过一首没有发表的歌，歌词写道“前面是一条黑色路，我闭着眼睛往前走，不知道我的未来是什么样子，但这是你选择的方向”。

　　直到2002年后，痛仰开始独立发行唱片，在圈里小有名气；同年树村拆迁，一间间“排练室”轰然倒塌，乐队的艰苦岁月似乎也被埋在了泥土里。但后来，高虎还曾回去过五六次，在路边停下车，和哥几个抽根烟，想想事情便离开。不知道为何，树村总是令他怀念，虽然那里再也没有了过去的影子。

　　成员表示在路上的状态最快乐。

　　2006年，痛仰乐队在798南门空间举行首张EP《不》的发布会。

　　3 希望每年都去一些没有去过的城市

　　《乐队的夏天》复活赛主题叫“理想国”，痛仰一致选择了《西湖》，这首2008年创作于痛仰第一次巡演后的歌曲。“那是我们第一次巡演，演完之后乐队带着琴，和台下一些不愿离去的乐迷一起去了西湖，一路欢歌笑语。”这是痛仰心中最美好的时刻。

　　痛仰是一支行走在路上的乐队。2005年，曾在树村一起玩音乐的哥们儿给了高虎一本《上车走人》，这本书记录了美国最具代表性的朋克乐队“黑旗”的巡演笔记，生猛、幽默而又坦率的经历，震撼过每一个想过“说走就走”的摇滚人。“我以为你们会是树村第一支去巡演的乐队。”那位朋友的话让高虎难以忘怀。

　　从痛仰组建，乐队便多次计划全国巡演。他们喜欢变化、体验，喜欢走在路上的感觉；即便常年住在同一间屋子里，也要定期把陈设变变样子。“要么读万卷书，要么行万里路。我们看不了那么多书，那就多走一走。”直到2006年，农历二月初二龙抬头，痛仰在北京798表演完后便真的“上车走人”。他们租了一辆金杯车，带上乐器和一些磁带，路线是提前制定好的，一走就多达全国50个城市。当时有些地方还不时兴摇滚，有时赶上学生考试，台下最少只有5、6个观众；甚至一些地方只有民谣类“清吧”。但无论什么样的环境，痛仰总能凭借躁动的摇滚乐嗨翻全场。

　　痛仰的现场从不会排练所谓甩头、交叉头的摇滚动作，他们喜欢在不同地方，面对不同观众和舞台，表现当下荷尔蒙爆发时自然而然的感受，“我们要求每场演出一定有百分之三十的即兴表演，这样才能永远保持新鲜的感觉。如果一成不变地演下去，连我们自己也会没有激情。”而这也慢慢形成了独属于痛仰的“自由”台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