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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发治先后在青岛、北京等地的工厂和工地打工，每个月能有四五千元的收入。但也有工厂不景气失业的时候，每当遇到这种情况，张发治就无比庆幸老家还有几亩耕地。“啥时候年纪大了、干不动了，或者有啥好的项目可以返乡创业，我就和家里人一起回农村老家。”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院长贺雪峰认为，中国保留农民返乡退路的体制，是防止中国出现大规模贫民窟的关键因素。正是存在返乡退路，农民进城如果立不住脚，就不愿意待在城市漂泊，而会返回农村。“农村有一个明显的功能，就是社会保障功能。农村要为中国8亿多农民保底，当他们在城市里面立不住脚，只要还可以退回农村去，他就心中不慌。这是一种保护型的社会机制，带有很强的福利和保底性质。”

　　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为农民在城市扎根创造条件

　　也有人质疑，中国的城市虽然没有贫民窟，但也有“城中村”和棚户区，老旧小区就更多。这些房子也挺破的，它们跟“贫民窟”有啥区别？

　　在采写这篇文章时，麻辣姐们也进行了深入探讨，感觉中国城市里的“破”房子，无论是从成因和居住对象上，都与国外的贫民窟有本质区别。

　　国外贫民窟的形成，是大量农村人口迅速向城市迁移，而其中的一些人既无法在城市立足，又无法返回农村，走投无路只能城市边缘挣扎，贫民窟成为他们的栖身之所。

　　而中国城市的棚户区，最早是一些矿区、林区等企业搭建的简易房，居住者大都是企业的职工；“城中村”是因为城市发展太快，把一部分农村“包围”了。房主是当地农民，把房子出租给外来务工人员；而很多老旧小区，则是当年单位分的福利房，住在一起的都是单位同事。

　　也就是说，这些“破”房子不是在城镇化进程中“冒”出来的，基本上都是年久失修，属于历史遗留问题。从居住对象来看，都是原来的职工或外来务工人员，都有正当职业和劳动收入。这是与国外贫民窟的本质区别。

　　2008年，中共中央启动保障性安居工程，重点是对国有林区（场）棚户区（危旧房），国有垦区危房，以及地方煤矿棚户区，加快改造步伐。“棚户区改造是弥补历史欠账的民生工程，也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途径，要积极加以推进，切实改善城镇住房困难家庭的居住条件。”2018年10月，李克强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强调。

　　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的城镇化道路明确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实施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为核心、以提高城镇化质量为导向的新型城镇化战略。

　　“以人为核心，就是要让进城的农民工进得来、留得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看来，我国实施的一系列新型城镇化政策措施，有效避免了贫民窟问题的发生。

　　近年来，在推进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我国着重解决好“三个1亿人”问题：促进约1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改造约1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截至2018年，大约有9000多万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2013—2017年，全国棚户区改造累计开工2645万套，通过城中村改造推动1200多万农民就地转为市民。

　　“我从职业技校毕业之后就来无锡打工了，工作在这，家人和朋友也都在这里，结婚、生子、买房都在无锡，我现在应该算是‘新无锡’人了吧！”35岁的程雷来自河南农村，在无锡生活了13年。受益于无锡的积分落户政策，2013年，程雷贷款买了一套70多平方米的房子，把户口从河南老家迁到无锡，实现了从农民到市民的身份转变。

　　“有了无锡户口，孩子将来上学会享受到更优质的资源。” 程雷想得很长远。

　　“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要不断提高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为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提供多重保障，而不是盲目追求城市建设的速度和人口转移的数量。” 李国祥强调。

　　“农民进城关键要解决四个问题，就业、住房、教育、社会保障。” 张红宇说，近年来各地都在积极探索，如何让进城落户的农业转移人口更好融入城市。有些城市给农民工提供公租房，或者给农民工购房提供相关补贴，努力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可以说这些政策都很好地促进了农民在城市里扎根，让他们变为“新市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