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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建新:拍电影派出所的故事闫妮版上瘾,再累也干(3)

  黄建新回忆,以前拍完电影,调光师调完色彩,觉得很好了,但一到电影院放映,画面就特别暗,原因居然是影院不肯把灯泡调到最亮,因为那样成本非常高。影片音效也是,录音时按照标准录得很好,到了影院声音就变小了,一是因为放映员把音量从国际标准的七偷偷调到了五点多,这样做的目的依旧是为了省钱;二是有些影院放映厅的隔音不好,音量开大了,厅与厅之间互相干扰。“但在进口的杜比放映系统里,声画全都有固定标准,一改动就放不出来了。从这个放映细节来看,我们的工业标准还没真正建立起来。”

  一些大题材、大制作的影片,如果没有庞大的电影工业支撑,光靠手工作坊,更是没办法完成。黄建新举例说,“比如《我和我的祖国》,拍摄涉及到各行各业资料的索取。片中还有2015年‘九·三’阅兵时女飞行员驾驶战斗机带领后续飞行梯队接受检阅的画面,如果没有空军支持、没有电影工业的必备条件,你说怎么拍?”

  近年来总有影迷召唤黄建新多当导演少做监制。面对大家的热情呼吁,黄建新倒显得很平静,并不是很介意具体角色。他笑言,自己的好奇心比较强,对任何事物的兴趣都没有那么长久,一会儿就转移了。“唯一性对我来讲没有那么强烈, 我得憋到什么时候我想去表达了,才会去表达。”如果那一天真的来了,他还是会义无反顾坐上导演椅,一如当年那个拍《黑炮事件》的年轻小伙儿。

    记者 袁云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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