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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3月14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时任中国驻欧盟使团团长、特命全权大使吴海龙向时任欧洲理事会主席范龙佩递交国书。（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外交官的工作不是宴会中高谈阔论、觥筹交错，也不全是会见会谈、电视曝光，还有很多工作是你要冒着生命危险、甚至枪林弹雨出生入死。”

近日，中国公共外交协会会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原会长、前驻欧盟使团团长、前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大使吴海龙做客人民网，讲述外交官这个特殊群体的故事。自1978年从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后进入外交部工作，吴海龙始终站在中国多边外交的第一线，他的故事如同新中国外交海洋中的一滴水，折射出新中国多边外交的变化之路。

见证中国逐步深度参与国际事务

1979年，吴海龙所在的翻译组被派到曼谷联合国亚太经社会做笔译工作，这是中国自1971年恢复在联合国一切合法席位以来，破天荒派一个翻译组到联合国去做翻译工作，主要任务是把英文的文件翻译成中文，供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团使用，吴海龙在曼谷一待就是三个多月，就连春节也未能回国与家人团聚。在他看来，大学毕业仅一年的外交官就被派驻到联合国的国际组织去临时工作，可以看出中国在那时已经开始逐步深入参与联合国事务。

当时，向联合国秘书处派人虽然只是做翻译工作，却是中国开始参与联合国多边事务的第一步。此后，吴海龙有了更加深度参与联合国事务的机会。1993年，吴海龙率领9位中国同事前往柬埔寨主持联合国在柬埔寨举行的民主选举。吴海龙回忆，当时柬埔寨的条件异常艰苦，也非常危险，在那里每天都能听到枪炮声。当时的10个人每人分管一个投票站，是投票站的最高行政官员。投票结束以后，10人小组又回到金边去参与大选的计票工作。在艰苦、危险的条件下，顺利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并且平安回到了祖国。这是中国第一次派人参加联合国的大选工作，吴海龙为能参与其中而感到骄傲。

1992年期间，吴海龙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有幸参与了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的筹备全过程。他回忆，会议在筹备过程当中起草了《21世纪议程》和《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在起草过程当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分歧非常大，发展中国家在会议文件的起草当中，为了增强自己的力量和谈判的话语权，当时提出来和中国共同合作参与这次文件的起草和谈判，因此那时候在纽约就出现77+1的模式。起草这个文件时，中国和77国集团共同努力，把“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这条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则写入了会议的文件，并成为以后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参与有关国际会议和发达国家进行谈判和磋商的金科玉律。吴海龙说：“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问题上，我们与发达国家进行了激烈的争辩，僵持不下。当时，参会的一名美国助理国务卿拿起包就离开会场，不与发展中国家谈了。但是最后经过的反反复复谈判，而发达国家也迫于当时国际上的压力，最终接受了，这条原则也一直沿用至今。”

在这次大会上，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把可持续发展概念写到了文件中。在此之前，一些国家还不太认同这样的概念和提法，但是经过反复磋商和谈判，大家基本上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了一致的意见，从此可持续发展概念就写到了联合国的文件当中。

2001年， 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上海举行。回忆起当时的情形，吴海龙说，“我那个时候是中国APEC高官，亲历或者说全面参与了那次会议。在当时来说，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举办的级别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一次会议。那次会议对推动亚太地区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经济技术合作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通过举办这次会议，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发挥的作用也大大提高了。在这次会议上形成的共识对以后几届APEC会议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吴海龙一次次见证了中国在多边外交舞台上的高光时刻，目睹了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过程，他的每一个故事都承载着一段新中国的外交记忆。

陈冯富珍当选改写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历史

2006年陈冯富珍当选了世界卫生组织的总干事，这是中国人第一次成为国际组织的最高负责人，这也是多边外交的一个重大胜利，在激烈的竞选背后，有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