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荣时代》文艺创作的人民性与时代之问

10月13日，“新中国70周年献礼剧”中唯一的反特刑侦题材剧目《光荣时代》播出。该剧开局就以强情节、高悬念、高密度的节奏抓人眼球，同时凭借有个性有血性的人物塑造，扎实的细节复刻，将观众快速带入历史场景，开播即大众高度赞赏。

《光荣时代》围绕新中国成立前后，以郑朝阳为首的第一代公安特殊而艰巨的肃清任务而展开。以“让特务分子无兵可遣，可人可用，无处可逃”为目标的人民公安，面对北平城最大的破坏者“桃园”国民党特务组织，展开了艰苦卓绝、斗智斗勇的清缴征程。在这过程中，许多鲜少在荧屏涉及如火烧电车厂、摧毁邪教组织“一贯道”等耳熟能详的事件，甚至从未公开的刑侦案件，也一一揭开探案过程，尽显初代公安激浊扬清的精神面貌。

《光荣时代》的故事和人物均依托着真实的历史背景和原型，在文艺创作上，坚持抒写人民，贴近人民心怀，发出时代之光，回应时代之问。

在《光荣时代》中，观众看到的不是一个个简单的英雄式人物，而是贴近人民、极具生活质感的个体。正如制片人马珂所说，“从时代土壤里生长出来的人物，他飞不了，因为生活紧紧拽着他。”作为初代公安代表的郑朝阳，但他并不是高高在上的正确人物，他有缺点，会彷徨，有属于自己的个性。剧中用了很多有趣的细节去体现人物个性，例如当郑朝阳请老同学、留苏归来的专家白玲吃饭时，专门开了个玩笑，故意带她去吃老北京特色——臭豆腐、爆肚加豆汁，如此“不绅士”的举动在带给观众笑声之余，也拉近了角色与观众之间的距离。剧中其他的人民公安如憨厚莽撞的郝平川、“小布尔乔亚”白玲等也都是有着丰满个性的人民性角色。见物又见人，平凡中见伟大，是该剧创作的重要特色。

《光荣时代》的信仰冲突围绕着郑朝阳、郑朝山两兄弟在时代洪流中截然不同的选择而展开。一个是维护社会安定、守护人民的公安，一个是秘密潜伏，意图反攻倒算的国民党特务；一边是身为共产党员愿意为国家和人民奉献一切的坚定信念，一边是渴望安稳却又在破坏安稳的彷徨踟蹰。两大阵营的矛盾对比在两个最亲近人物内心的情感撕扯中展现，张力十足，代入感极强。

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为人民创作、为人民立言、为人民代言应是一切文艺工作者的根本任务。要创作为人民所喜爱的作品，除了作品发源于人民，更应该挖掘人民中蕴含的力量。能否借助作品激发出人民的创造性力量，能否发掘人民群众中的美好人性和道德力量，能否消除积聚在人民中间的负能量并给予希望和理想，这应该是检验文艺家称职与否的重要标准之一，也是评判文艺作品优劣的一道重要分水岭。

《光荣时代》既塑造了特殊历史背景下有个性有血性的人民性人物，也展现了那个时代背景下共产党人强大的信仰力量，回应时代之问，在创造人民性作品与挖掘人民性力量上做到了有机统一。

“咱们警察就是一座城市的保卫者，也是一座城市的清洁工。我们新中国的警察就是要为老百姓熬更守夜，这是我们的责任”。这一句振聋发聩的台词不是人民公安喊出的一句口号，而是深入他们骨髓的责任与使命。在国民党残余负隅顽抗、搅动黑社会作乱之时，他们不畏牺牲，坚定地完成解放全中国的历史使命，他们乐观纯粹的革命主义精神，深深感染新时代的观众。

《光荣时代》不仅是激昂岁月光荣与使命的记录，更是社会主义信念的传承。在新的历史分岔口，仍有一大批人民英雄在为中国梦的实现而默默付出，他们是我们平安喜乐生活的坚实后盾，给时代之问作出了最好的回应。

(责编：燕帅、赵光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