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荣时代》：坚定的信仰表达丰富的历史再现

电视剧《光荣时代》丰富再现了开国前的地下党和开国初的公安战士保卫新中国首都的真实历史。解放之初，百废待兴，特务破坏，奸商屯粮、饥民哄抢，恶霸欺凌，新的公安机关要面对复杂的局势，既要展开坚决的斗争，同时要讲究斗争的策略和斗争的艺术。此剧在曲折复杂的叙事中，立体化、生活化地塑造了新中国早期公安战士的英雄群像。

一、兄弟情与信仰的分野

《光荣时代》主要的一对矛盾关系是弟弟郑朝阳率领的公安局刑侦组与哥哥率领的国民党潜伏特务组织“桃园”行动组之间的斗争，但兄弟之间情感深厚，组织之间你死我活，这一矛盾怎么表现？中国文化是重视亲情的文化，兄弟情是华语影视作品最喜欢描写的桥段，但是中国文化又有“大义灭亲”的理性榜样，这个经典成语代表着中国文化中还有原则高于亲情的理性选择，但是从亲情到灭亲，一定是有一个以信仰为基础的思考和选择过程，写不好就容易显得生硬和虚假。

编剧设置了这一最让观众揪心捏肺的矛盾关系吸引了观看注意，此剧首先细腻描写了兄弟情义：诸如弟弟郑朝阳对组织分配的工作重来都是说一不二，但对上级让他当警察却提出自己的条件，因为哥哥在北平，所以要求自己的工作也在北平。哥哥曾经为了弟弟逃走与日本宪兵搏斗，哥哥在久别重逢之后见到弟弟几乎哭了出来，哥哥接到特务组织布置的与弟弟针锋相对的任务后，提出让弟弟出国留学，哥哥下命令炸死知情人时了解到弟弟正在审问这位知情人，收回了暗杀指令。弟弟对嫂子感恩式的回忆：小时自己做的犯浑傻事，都是哥哥给自己擦屁股，哥哥是有情有义有担当的好人。弟弟知道白玲怀疑哥哥后，大发脾气，觉得哥哥绝不会是特务，但是，共产党员理性原则使得他开始反思与哥哥相处的所有细节，公安警察的怀疑精神使得他寻找哥哥的蛛丝马迹，最后真相大白，郑朝阳终于站在党性原则上向哥哥亮剑了。在大结局前，编剧几次展示了哥哥与弟弟对政治、对政权、对信仰的不同理解和明显分歧，更让观众最终觉得弟弟大义灭亲的行为理由充分，水到渠成，主人公的坚定信仰是故事情节逻辑真实的基石。

二、重叙事与类型的交叉

《光荣时代》在剧作叙事上进行了认真的探索和创新，编剧将反特剧类型和刑侦剧类型交叉融合。反特剧诉诸的观赏心理是观众的生之本能，剧作一般将我党地下工作者的生命置于敌人的威胁之下，认同地下党的观众一直在为主人公提心吊胆，希望他们逃脱敌人的抓捕，希望他们能够活下来完成任务迎接胜利；影片多次描写郑朝阳陷入危机，处于敌人的追捕、监禁之中。郑朝阳多次逃脱虎口，化险为夷，极大地满足了观众的期待心理。刑侦剧诉诸的是观众的好奇心理，观众被悬案和悬念所吸引，跟着编剧的层层剥笋，去除各种假象和旁枝末节，通过作者的层层推理，最终接近真相，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此剧不断设定悬念疑云，吊起观众的好奇探秘心理，诸如谁是瞎猫？谁是桃园？谁是雪山？女鬼纵火案、女工中毒案、工厂爆炸案、格格被杀案，观众跟着剧中的公安警察顺藤摸瓜，一一破解，自己的观赏愿望也一一得到满足，由此产生了观赏愉悦。类型的杂糅成为《光荣时代》收视率高的关键。

此剧在叙事风格上的另一重要的探索是在公安机关内亲密同事关系中添加了轻喜剧元素，使得叙事一张一弛，有起有伏……

三、显实力与表演的丰富

现实中的反特和刑侦本来就需要化妆的逼真和表演的神似，反特+刑侦类型剧就更是如此，这两个类型的主人公设计为表演和角色创作提供了宽阔的舞台和丰富的渠道。张译一出场，就展现出百变神通的绝技和深厚表演功力：他演提笼架鸟的八旗后裔，一亮相就有贵族后裔的范儿，腰板笔直，坐下时后甩裙摆，派头十足；他饰演粮店伙计，朴素机灵，面对乞丐们他表现出底层百姓之间的相互友好，又有一点优人一等的不耐烦；表演晋商，不仅操一口地道的山西口音，还显出外地商人的手拄拐杖的派头和对京城穷苦市民的傲慢；在扮演深入敌营的运粮小商贩时，先是双手怀揣衣袖之内，弯腰盘腿，倍显卑微，但眯缝双眼，斜看对方，又显出商人的狡猾和算计；在代表组织与保密局北平站站长徐宗仁谈话时面对枪口，表现出沉稳、自信、具有威慑力；面对流氓特务冼登奎，他的动作设计是伸出双臂，摇晃脑袋，表现出流氓般地以恶制恶，让对方不得不低头就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