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古籍：走出深闺待人识

原标题：数字化古籍：走出深闺待人识

　　《十年，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特藏数字化终完成，5.3万卷全部无偿共享，一键直达》，这篇发布于2017年8月的微信公众号文章，至今仍然不断被转发、阅读。

　　这篇文章热度不减的背后，是读者对于中国图书馆古籍数字化的殷殷期待：哈佛燕京图书馆的中文古籍只有4200部、5.3万卷，而国内现存的汉文古籍约300万部、3000万册，中国的古籍数字化能否跟上世界的脚步？

　　其实，近年来，国内不少图书馆都在对馆藏古籍进行数字化，仅国家图书馆“中华古籍资源库”在线发布的古籍就超过3.2万部，是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的8倍，而全国各图书馆在线发布的古籍总量已达到6.5万部。中文古籍的故乡在中国，绝大多数中文古籍存藏在中国，中文古籍数字化的主力也在中国。那些从历史深处走来的古籍，正在走出善本书库，走向互联网，走向更多读者的阅读生活。

　　国图60%善本数字化——研究生态就此改变

　　十几年前，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薛龙春还在南京艺术学院任教。连续两年暑假，他都专程到国图看书。那时，高铁还没开通，从南京到北京，坐特快列车要10个多小时，单程的硬卧票价200多元。到了北京，薛龙春住在国图附近的一家招待所，设施简单，每天100元，一住就是半个月。

　　搭上了时间，花了钱，看书的体验却不太好。说是看“书”，实际是看缩微胶卷。为了保护古籍，国图的大多数善本已经被拍摄成缩微胶卷，读者要在专门的机器上阅读这些胶卷。薛龙春关注的明末清初学人著作，很多是大部头，像张镜心的《云隐堂文集》和《云隐堂诗集》，加在一起有四十卷。一边翻动胶片机，一边阅读、抄写，有时需要回头查看某处文字，也没办法随意跳转，只能把胶卷一页一页地往回倒，其效率可想而知。

　　2016年9月，当国家图书馆“中华古籍资源库”上线的消息传来，薛龙春甚至不太相信会有这样的好事。直到亲自上网检索测试了一番，他才确定，这并非虚言。

　　“这几年，我一直在向熟悉的朋友、学生，还有一些海外学者，推荐这个资源库，他们都反映非常有用。”薛龙春说，他不仅通过这个资源库阅读古籍，有时也通过它进行一些校对，“如果没有这个库，或许，为了校对几个字，都得再跑一趟北京。”

　　对于中华古籍资源库的评价，学界有共识。北京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沈乃文说，2016年发布的“中华古籍资源库”，一举扭转了此前我国古籍数字资源库建设落后的状况。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杜泽逊则认为，“中华古籍资源库”等古籍数据库将改变古籍整理研究的生态，具有里程碑意义。

　　“读者无论在世界任何角落，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在注册后远程阅览、调取中华古籍资源库中的古籍数字影像，完全克服了时间、空间的障碍，真正实现了古籍资源的共享。”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主任林世田介绍，国家图书馆是国内古籍收藏量最大的单位，其收藏的汉文古籍在品种和版本数量上在国内都首屈一指。如今，国家图书馆所藏60%的善本古籍已经在“中华古籍资源库”在线发布。除了善本古籍的数字化，国图还在2015年启动了普通古籍数字化项目和少数民族文字古籍数字化项目。

　　“古籍数字化服务是图书馆界迟早要做的事，晚做不如早做，封闭不如开放，与其让社会推着走，不如我们主动前行。”对于古籍数字化，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张志清有这样的认识。

　　在古籍数字化的道路上，国家图书馆并不孤单。现在，上海图书馆在线发布的家谱超过8000种；在云南省图书馆发布的300余部古籍中，大理国写本《护国司南抄》、元官刻大藏经《大宝积经》这些特色文献；镇江市图书馆把读者利用率最高的20余种方志上网，正在建设中的镇江历史文献数字资源库、《镇江文库》数字化平台将在近年投入使用……

　　60亿元资金缺口：古籍数字化道阻且长

　　前不久，张志清开始利用业余时间整理三国时期刘劭的《人物志》，作为一名熟悉图书馆的普通读者，张志清首先想到的是去查一查中华古籍资源库——作为副馆长的他，并没有借用原本古籍的特权。刚好，那部明代万历刻本《人物志》已经上网。他进入资源库，点开一页，打印一页，点校一页，再打开一页，再打印一页，再点校一页……没花太长时间，就把这三卷书进行了初步整理。虽然自己用着还算顺手，但张志清也听过一些读者向他诉苦：资源库对浏览器、阅读器都有一定要求，即使按照网站给出的一套烦琐的“解决办法”逐步操作，有时也无法正常阅读古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