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传播的升级迭代及其演进逻辑

音频的本义是指人耳可以识别的介于20HZ～20KHZ之间的声波。自然状态下的声波在气体、固体或液体中传播时，会因外部条件的限制而出现传不远、传不通等问题。19世纪以来，随着音频传输与存储技术的发明与不断升级，音频传播历经三次重大变革，如今已迈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实时在线传播新时代。其中内嵌的增量思维，不仅成就了百余年来的科技传奇，也昭示着音频传播的未来方向。

音频传播史上的三次飞跃

1.音频传播史上的第一次飞跃，是传播者与接受者从原始状态下的必须同时在场，声音随传随逝，传之不远，变为传、受双方可彼此分离，音频无远弗届，且能永久存储，反复播放

大自然的各种音频传播，尤其是人类的语言/语音交流，是个体与外界建立连接并进行信息交换的重要方式。但直到19世纪中期的漫长历史中，人类的语言和其他各类音频都是随传随逝，声源/传播者、传播媒介和接受者三大原始要素必须同时在场才能实现有效传播。

颠覆性的科技发明出现在19世纪下半叶。1877年7月，出生于苏格兰的亚历山大·格拉汉姆·贝尔在美国成立第一家固定电话公司，预示着“朋友们各自留在家里，不用出门也能互相交谈的日子就要到来了！”同年8月，美国人托马斯·阿尔瓦·爱迪生发明留声机，标志着“会说话的机器”——录音设备将可为人类提供音频的存储服务。借助无线或有线的运载，声音仿佛插上了翅膀，无远弗届。而蜡质圆筒、唱片、钢丝录音带等存储介质的次第发明，也使音频的刻录与再传播更加便利。

在上述技术成熟的基础上，无线电广播于1920年代开始从实验室走向民间，音频的跨国乃至跨洲传播成为新常态，“无线电的发明，提供了一种不像报刊那样依赖印刷和水陆运输的远距离交流工具，而且无线电是不一定要识字的听众也能听得懂的。国家的领导人——特别是在发生危机的时候——很快发现了通过无线电可以直接向人民发表讲话的好处，而不必等报纸来报道他们的发言。最初，收音机主要是一种娱乐交流工具；特别是，它造就了大批新的音乐和戏剧爱好者。不过，到了30年代，使用无线电进行新闻报道开始变得重要起来，于是新闻业中出现了一个新的部门”①。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无线电广播成为继海、陆、空三大战线之后的“第四战线”，在打击敌人、争取盟友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通过对音频生产与传输、存储与接收系统的改造，音频传播取得了史无前例的突破，在传播效能上获得极大提升。主要体现在：第一，传播的范围扩大；第二，原始声源可通过声波转码，实现音频存储与延迟传播，从而在音频传播者与接受者之间完成了从空间到时间的完美剥离。

2.音频传播史上的第二次飞跃，开启了互联网环境下人人皆传者/受者的模式

在众声喧哗中，音频传播的各要素均被“增量赋能”，被重新排列与组合，产生了许多新的内容与形式。这次变革发生在移动电话及互联网等新兴技术引入之后。以信息科技为先导，移动电话让人们不再固守于家中，而是可以随时随地与远在千里的对象即时交流，从“定点”传播转为“动态”传播；以互联网为基础平台，语音信息、音频App、有声书、音乐网站、音频翻译软件等多种音频样态被不断研发出来，各类音频呈现爆炸式增长。互联网时代的音频传播，从生产到接收的各个环节均被不同程度地“赋能”，彼此之间的关系更加错综复杂，音频传播的生态变得丰富多元。

如前所述，固定电话作为人类声音的延伸，除了在传播介质中增加了“电话”外，并未改变人际传播的基本结构。留声机、录音机与广播则不仅克服了音频传播的空间局限，还改变了传统音频传播的结构与功能：前者可将声音永久保留，反复播放；后者善于把各类声音进行深度加工，生成源源不断的信息之流，在分门别类之后，再将其定期、连续地传送到听众耳中，从而引发音频传播的功能变化。但广播只能顺时线性播放，听众无法选择，也不能倒回重听，是少数人生产并传播，多数人被动收听；节目顺时播放，听众反馈渠道不足。这样由专业人员精心制作音频内容后所实行的大众传播，显然属于少数人的“专利”。由这种传播逻辑所生成的受传者一方——“听众”概念本身也意指了一种被动接受的角色。广播业后来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注重传播硬件的扩容与传播“软件”的加量提质，研发出了调频广播、调幅广播以及数字音频广播等新兴技术，采取了广播系列台或频率专业化等手段，目的在于加强节目的容量、质量，提高音频传播的深度与精度。但单向传播与大众传播的模式多年未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