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之巅上的四力答卷

原标题：“世界之巅”上的“四力”答卷

　　在雪域高原，有这么一群人，他们走遍西藏最高、最远、最险、最苦的地区，用脚力、眼力、脑力、笔力，访民情、听民声，书写了新时代西藏发展的精彩篇章。

　　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新华通讯社西藏分社记者。

　　2019年2月1日，西藏分社社长段芝璞（右一）在世界海拔最高县——双湖县雅曲乡（海拔5170米），采访依根索村党支部书记托赞（中）。（新华社记者索朗罗布 摄）

　　为了报道“远方的阿里”，2018年9月，西藏分社社长段芝璞带着3名记者长途跋涉，到了祖国西南边陲的楚松村采访。

　　他们翻过海拔5800多米的夏让拉山，绕过90多个弯道的波博山，越野车颠簸在崎岖的悬崖峭壁上，出现了动力不足的“高原反应”。车里的人头痛欲裂，唇指发绀，但没有人想要停下来。

　　楚松村距离拉萨2000多公里，位于西藏阿里地区札达县楚鲁松杰乡，被称为最难以抵达的村庄。靠着沿途乡镇和部队的帮助，他们才赶到这里。

　　在这个人口只有288人的村子里，他们走访了11户农牧民家庭。采写、拍摄的《西藏阿里楚松村“四代房”：中国边陲巨变的缩微影像》等全媒体报道，播发后产生广泛影响，英文版在脸谱、推特上浏览量超过30万次。

　　2019年1月8日，西藏分社记者陈尚才（左三）和楚鲁松杰乡干部在楚松村型钦牧场例行巡逻。（拉巴次仁 摄）

　　2018年末，33岁的土族记者陈尚才经受了更为严峻的挑战。他被选派挂职楚鲁松杰乡党委副书记、副乡长。

　　当地海拔超过4000米，挂职期间，他经常性的偏头痛、拉肚子、流鼻血和失眠，还被紫外线三次晒伤，经历了发烧、灼疼、脱皮的痛苦。4个多月不能洗澡，全身酸臭，生出白发无数。对着镜子他自问“我怎么老成这个样子？”

　　大雪封山的半年，陈尚才20多次下村组、牧场，夜宿农家近一个月。他在《新华每日电讯》报上开设了“驻边笔记”专栏，发表《新华社记者雪域孤岛践行“四力”行知录：我那天边的楚鲁松杰》等近30篇稿件，感动了无数读者和网友。

　　2017年6月27日，西藏分社记者索朗罗布在龙匣宰陇巴冰川雪地里爬行，雪下是冰河。（新华社记者薛文献 摄）

　　在分社，年轻记者见到索朗罗布都会亲切地叫一声“索朗啦”。

　　使用这种藏式敬称，不仅因为年龄，更是因为自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的历次反分裂报道中，曾是摄影记者的他都冲在第一线，哪怕遭到暴乱分子的攻击受伤，也绝不退缩。

　　2017年6月下旬，在海拔5430米的唐古拉山冰川区，索朗罗布再次站了出来。

　　作为分社机关党委副书记的索朗罗布，当时随分社领导到藏北慰问已坚持半个多月的科考报道小分队，摄影记者因临时任务未归，而这时科考队决定钻取冰芯。关键时刻索朗罗布要求留下来参加报道。

　　索朗罗布很清楚留下来的危险。

　　他曾长期在高海拔地区采访，保持着新华社记者7000米以上海拔采访次数的纪录，在报道北京奥运会火炬接力珠峰传递时，最后一次攀登到6500米前进营地，导致不可治愈的左耳失聪。

　　随着年龄增大，这一次在路途中他已经出现头痛、口干舌燥、浅睡等高原反应的症状，在冰川区这种症状更加严重，但他仍然没有吭一声。

　　从6月28日下午2点多到7月1日凌晨，55岁的索朗罗布和47岁的文字记者薛文献，冒着陷入冰湖的危险，在刺骨的寒风中背着摄影器材爬冰卧雪，两次随科考队上冰川，顺利完成拍摄任务。

　　2019年1月29日，西藏分社副社长周健伟（右二）、张京品（右一）和白少波（左一）在那曲市安多县多玛乡采访基层干部。（洛桑云旦 摄）

　　迎难而上的选择，是不忘初心的坚定与守望。

　　2018年7月，分社副社长周健伟带着记者到日土县羌塘自然保护区采访。在海拔超过5300米的东汝村附近，在老野保员普琼引领下，他们扛着大大小小几十公斤重的相机、镜头、三角架，在极高海拔的“无人区”，用10多个小时徒步翻越3座大山，终于找到种群数量仅有200头的国家濒危保护动物金丝野牦牛。

　　看到50多岁的摄影记者张汝锋，在艰难喘息中露出兴奋的眼神。周健伟说，我们的记者与当地野生动物保护员一样可敬。

　　2018年10月22日，西藏分社记者普布扎西在雅鲁藏布江堰塞湖报道前线发稿。（昂翁彭措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