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疫报道中主流媒体面临的三重挑战

1月25日，受山东省委宣传部指派，作为全省首批仅有的几位记者，笔者随山东省第一批援助湖北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医疗队（以下简称“山东医疗队”），乘政府包机奔赴武汉抗击疫情前线。在至今二十余天的报道中，作为一名主流媒体记者，感受到了来自各方的挑战，感触很多，主要集中在信息源分流、内容专业化生产、媒体深度融合三个方面。

新闻源分流，前线记者优势渐失

新媒体时代，通信手段的丰富多样，信息传播的便利，使信息源流出的渠道呈弥散性增加，大大缩短了前后方的空间距离。

1月25日夜，山东医疗队刚到达国家卫健委指定援助地黄冈，我们前线记者立足未稳，反映医疗队员们踊跃报名、出征、离别等信息的文章、图片、视频等已经通过各种渠道出现在后方，甚至已经被相关人士编辑处理后，分发到各类媒体，以多种产品形式出炉，迅速赢得了大量关注。这让前方记者略显无奈。

随后的信息传播局面更可谓“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省内多家派员医院已经清晰地意识到这是品牌推广、树立形象的最佳时机，都专门成立了后方报道保障支持系统，安排专人负责及时收集整理报道前方医疗队队员信息，除去在本院网站、公众号、客户端等新媒体上组合发表，还同步将相关内容通过原有新闻宣传渠道，向各大传统媒体输送分发。而这些素材正是大量后方记者急需的重磅“炮弹”。

很快，一条完整的“医护人员+医院宣传人员+后方记者+媒体”的全新内容生产供应链构建完成，直通新闻当事人、新闻发生地，一方面连接新闻源，一方面执行后方编辑部的部署，直接对后方媒体服务。这些经过多方协作形成的报道，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毫不逊色于前线记者，甚至是新闻单位报道数量的若干倍。这对传统媒体提出了挑战。

同时，由于新冠肺炎疫情报道的特殊性，受疫情控制、人身安全、专业防护，甚至交通、环境等条件的限制，前线记者的信息来源、采访手段、采访形式也发生了显著改变。传统意义上的出现场、面对面采访不能正常进行，很多报道需要靠电话、视频、社交媒体、邮件等手段完成。由此可以看出，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已大大缩小了物理空间的距离感，将前后方基本摆在了等距离的状态，使前方记者原有的“前方”优势渐失，甚至还会因人脉、信任、理解等方面的原因略欠一筹，还不如后方记者更能接近抗疫病房一线、接近身处污染区的医护人员。

当然，前方记者“地利”的优势依然存在。一方面，在疫情管控状态下，医疗队所在城市、队员驻地、医护人员工作区等，都已成为“禁区”，若无特别证件，无法进入或通行，记者对医疗队救治病人、防控活动等工作生活场景，以及对所在城市的所见所感，也就成了前线记者仅有的独家信息，具有较高的新闻价值。与医疗队员的深度交流、访问，战友般的信任感和融入感，使经典意义上的新闻采访只有在前线记者的报道中才能实现。第二方面，记者在现场的全方位观察、分析、研判，能够最大限度保证报道的客观、理性和全面，更有利于对舆论导向的把握。“人在新闻在”的独家优势依然明显。

由此，笔者得到两点启示：一是，重构采访生态，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建立基于新技术、新传播、新形势条件下的通讯员网络，建立与新闻源的联系，已成为事关传统媒体转型、重大突发事件报道成败的关键。二是，提升新闻产品与受众的契合度，增强受众的认可度、忠诚度和用户黏性已成为主流媒体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专业性知识短板显现

在此次战“疫”报道中，快餐化、碎片化、情感化的特点明显。疫情暴发后，各家媒体均以超常规的阵容全方位展开报道，除原有“跑口”记者外，大量抽调临时力量加入，难免暴露出记者专业性知识储备的不足。同时，各类媒体大举跟进报道，但难见高质量的作品，多数局限于单个故事、一个镜头或片段、抒发个人情感等细节。过于细碎、情绪化的简单呈现，甚至放大、渲染焦虑、恐慌等负面情绪，使公众在纷繁无序的信息中张皇失措。

与此不同的是，以微信公众号“重症老岳”为代表的医学人士的自媒体把抗疫报道提高到一定的专业水平。“重症老岳”是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重症医学科医生岳茂奎的公众号，作为山东医疗队队员，他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于1月29日发出第一篇“黄冈日记之第一次‘亲密’接触”，充满了专业的视角、人文的情怀，短时间内点击量过万。岳医生写作中专业的表述，对医疗操作过程精准的呈现，给大众传播提供了标杆，也为健康传播的专业化提供了方向。当然，自媒体的一些局限性也较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