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高级编辑蒋元明：我编杂文三十年（上）

《人民日报》副刊杂文创办于20世纪50年代初，当年，杂文被视为《人民日报》副刊的灵魂，发挥了一定的风向标作用，得到许多知名作家和学者的热心支持，同时也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杂文作者。1990年创办的副刊杂文栏目“金台随感”，事实上成了全国报纸副刊的一个名牌栏目，刊发了不少精品力作，有力推动了杂文创作。

蒋元明，人民日报社文艺部原副主任、高级编辑。自1975年大学毕业起，30多年在文艺副刊编杂文、写杂文，亲历和推动了《人民日报》副刊杂文的繁盛。他与副刊杂文有着怎样的情结？30多年编辑生涯里都发生了哪些不平凡的故事？45年后的今天，让我们一起聆听、分享。

阴差阳错 做了杂文编辑

1975年7月，我从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分配到人民日报社工作。当初，我是部队选送上大学的，按理说应该是“哪来哪去”，没想到被报社“截留”了。那时曾想，虽然当不成军官很可惜，但做个记者满世界跑也不错，更何况是去中国第一大报。

蒋元明开始了人民日报文艺副刊编辑生涯

到报社后，我被分配到文艺部。当时我认为，这项工作无非就是看看电影，瞧瞧戏，写写报道什么的，不会有多大意思。到了文艺部，被分配办副刊，这样一来自己连跑基层的机会也没了，只能坐在屋里编稿子。好在我是文学专业出身，上大学期间写过散文和短篇小说，小说还被选入集子出版，所以对我来说办副刊也不算乱点鸳鸯。后来出乎意料的是，又分派我编杂文。当时心里确实有点不太情愿，可又没理由推脱，“我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抱着这种心态，我就阴差阳错地做了文艺副刊的杂文编辑。

“临时抱佛脚” 研读鲁迅杂文

那时主要的困难是不太懂杂文。当时我上大学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好好学习，学完为部队服务，根本没想到将来要搞杂文。还好，想起我当年的系主任李何林先生曾讲过两堂课，就是“鲁迅杂文”。李先生与鲁迅有过书信往来，可以算是鲁迅的学生，后来成了鲁迅研究专家。李先生参加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时，据说是老校友周恩来总理点的名，后来鲁迅博物馆成立，又调他到北京当馆长。

李何林先生家住北京史家胡同，离位于王府井大街的报社不远。拜访李先生时，他讲的最多的就是“多读书”。当时手里正好有上大学时中文系编的《鲁迅杂文书信选》和《鲁迅杂文选》两本书，我便临时抱佛脚，先“恶补”一番。后来有朋友介绍，又买了一部精装本的新版《鲁迅全集》，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花巨资购买的书籍。几个月的时间，除了上班就是通读鲁迅杂文，从鲁迅第一篇杂文读起，一篇一篇地看，边看边作读书笔记。好在那时年轻，精力充沛，心无旁骛，我把700多篇杂文认真通读了一遍，对鲁迅杂文有了基本了解。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恶补”之后再编杂文来稿，好坏优劣心里就有谱儿了。

“逼上梁山” 勤奋写作

顺利过了第一关，接着难题又来了。从事报纸工作，新闻要新，评论要及时，副刊虽有其特殊性，但有时也要配合当前形势，特别是最新的政治形势和最新发生的大事件，小说、散文一般来不及，但“轻骑兵”杂文却因短小快捷，能冲锋在前。上级下达了指示精神，前面的评论版要发声，后面的副刊也不能失语。有时杂文第二天就要见报，作者来稿里肯定找不到，组稿也来不及，那就只能靠编辑自己操刀。诗人、散文家、杂文家田钟洛（笔名：袁鹰）当时担任文艺部主任，分管副刊，写杂文的活儿就派给我了：“加个班，辛苦一下吧。”领导一句话，那就是命令。可是写稿和编稿不是一回事，就像评球和踢球截然不同一样，你可以评得头头是道，谁踢得好谁踢得差分得一清二楚，可让你上场去踢踢试试？接了活儿就如同接了个烫手山芋。在老同志看来是小菜一碟，可当时在我这个新手眼里，那就好比老虎吃天！

好歹自己上过大学，也曾在报纸上发表过一些作品，说什么也不能打退堂鼓。经过一番苦思冥想、写写改改，总算把稿子弄出来交了差。这样被逼了两三次以后，觉得如此“被动挨打”总不是办法，必需主动出击。正好那时《中国青年报》复刊，一个叫华韬的老编辑写信约稿，我马上就答应了。当时的《光明日报》《解放军报》《文汇报》，都是我重点投稿的目标，以后又扩大到《新观察》等刊物，且越写越顺，越写越多。经过这番苦练，回头再给本报写稿，就不用等领导“逼”了。

田钟洛（袁鹰）主任指点蒋元明写杂文要注意“画龙点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