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辨崇美媚美恐美的奇谈怪论

　　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中美贸易战是一场事关中国未来发展的中美战略博弈的组成部分。同样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由于美方过高估计自己的施压能力，过低估计中方的抗压能力和捍卫核心利益的意志，无论是中美贸易战，还是中美战略博弈，都已经进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战略相持环节。

　　在战略相持环节，双方决胜的关键之一，是战略意志的比拼和较量。当前，对于中美贸易战以及中美在其他问题上的角力，绝大多数国人表现得坚定理性自信，团结一致，众志成城。毋庸讳言，也有少数人还抱守着崇美媚美恐美思想，时而兴风作浪，混淆视听、扰乱舆情、涣散人心，起到了美方起不到的作用。对此，我们必须明晰洞察、坚决抵制。

　　崇美者，笃信历史终结论的判定，结合美国曾经享有的压倒性实力优势，将美国想象为人类社会的终极形态，进而予以某种近似拜物教的膜拜。典型表现为：主动将自己设定为“美国利益捍卫者”“美国政策代言人”的角色，漠视历史，偷换概念，无条件吹捧美方对中国的贸易霸凌政策以及强权政治行为的“合理性”“合法性”“必要性”，将美方“为了利益不择手段”的行为通过概念偷换的手法转化为美方“为了本国利益怎么做都是对的”；以比美国政府更积极的态度，将中美贸易战的责任单方面推给中国，指责中国“恩将仇报”“不具有抵抗美国贸易霸凌的合理依据”。其对任何“忤逆”华盛顿要求的举措都扣上“狭隘”“偏激”“非理性”的帽子，进而用某种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高等华人”心态，去批评指责中方正当的反制行为，并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对同胞的指责，获得自己在精神上蜕变为“美国公民”的快感。

　　媚美者，接过了中国近现代史的糟粕，将西方设定为先进，将中国默认为野蛮，并以“清醒认识”“理性认识”“客观认识”“国际视野”“开放心态”等辞藻，包装其本质上是阿谀奉承的谄媚之举。这种谄媚，尤其明显地表现在华为等案例上。当中国社会出现了某种形式的“同仇敌忾”之举，且明确形成了良好的反击效果时，媚美者会迫不及待地跳出来，进行道德绑架，上纲上线指责中国搞“民族主义”，指责“中国社会用战争思维来分析美国对华为的合法行为”，并拿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三省吾身”“兼听则明”等来包装其奴颜婢膝之举。在他们的潜意识里，能够被美方霸凌，或者说，能够有全盘接受美方霸凌，即向美方投降的机会，是一种难得的“褒奖”和“赏赐”；“胆敢拒绝”这种机会的中国民众，都会因此被视为不识时务、不识好歹的典型。

　　恐美者，纠结于头脑中基于各种间接知识以及美方软实力传播所形成的错误认知，仍然停留在1945年的时空，认为今天的美国是一个中方无法力敌的庞然大物。“不能打，打不起，打起来中国必然要输”“解决之道只能是妥协”“投降了还有可能生存，抵抗可能导致中国灭亡”。诸如此类，是被恐惧支配之后的常见想法，当然具体表现形式会结合不同的行业与职业特征而形成鲜明的区别。熟悉中国历史的人对这种事情并不陌生，20世纪三四十年代，面对咄咄逼人的日本侵略者，名为汪兆铭的人就纠集了一批具有类似想法的人，上演了一出令人恶心的闹剧；在抗美援朝期间，因为恐惧美国的压倒性优势，也有人因此做出了“为了保障中国生存而向美国出卖情报”的举动，并因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从中美战略博弈的实践来看，上述基于崇美媚美恐美思想产生的种种举措，如果不妥善处置，可能会产生相当严重的消极后果。

　　初步的经验观察可以发现，当美方在对中国实施某种施压行动时，相关错误思想支配下的个体，会高估美方的威胁，强调中国的脆弱性，瓦解中方的抵抗精神。例如某些特殊行业，某个首席经济学家的悲观论调就可能影响投资行为体的投资策略，进而引发金融和经济市场的波动，影响国家金融和经济的稳定，在无意中配合了美方的施压攻势。当中方遭遇美方压力面临局部困难，如极少数国际组织因为美国将华为等列入“实体清单”而暂时终止华为会员资格时，基于相关错误思想的行为体，会推出大量自媒体文章，迅速营造出中国陷入“四面楚歌”的假象，试图借此瓦解中方的抵抗意志。当美方遭遇中方反制措施并付出相应代价时，错误思想支配下的行为体自觉地跳出来帮助转移视线，如个别撰稿人不惜采取对中方研究机构研究报告“断章取义”的方式，摘录出最能体现抵抗美方压力不利于中方的局部段落，予以放大解读。有些人在自媒体上直接大扣“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帽子，用“理性”“普世价值”的大棍代替美国来打击中国民众的爱国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