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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优秀的学术期刊，取决于主编、编委和编辑部的水平。袁亚湘认为，有些期刊的主编已经是功成名就的科学家，但是，办一本优秀的学术期刊，如果主编不投入是办不好的，也办不成一流期刊的。“主编要在刊物定位、栏目设置、具体约稿方面亲力亲为。”而有些期刊的编委，不少是挂名，很多事情都是编辑部在做，可是编辑部不能代替编委。袁亚湘表示，一本期刊的几十个编委中有几个编委能够把他挂名的期刊自己重视并认真对待？编委能够发挥出作用，期刊的水平就能明显提升。至于编辑部的水平，也是一本期刊发展的关键因素。“吸引优质稿源是办好高水平学术期刊的根本任务，编辑部不能守株待兔，编辑部的编辑要与作者、读者关系密切，要融入到学科队伍中。”袁亚湘举例说，编辑要对重点单位、重要学术活动等了如指掌，不同学科的期刊编辑要根据不同学科的特点收集优秀的文章。

龙协涛则非常肯定上海大学期刊社的集约化管理探索和实践。同时，他还以牛津大学期刊社为例进行了阐释，“一流的大学，一流的出版，一流的管理水平”。牛津大学期刊社目前有300多种学术期刊，既有科技的，也有社科的，他们的集约化发展与管理的模式值得借鉴与学习。目前，国内不少一流高校期刊仍然是“小作坊式”作战，与牛津大学期刊社的现代大编程作战相比差距很大。因此，龙协涛认为，“要建设一流的学术期刊，还需要有一流的管理。”

袁亚湘也表示，办世界一流学术期刊国际化必不可少，但是所有的国际化不是为了国际化而国际化，还是要想办法找到国际上优质的、一流的文章才是国际化。

对此，李爱军也有深入的观察和思考。据其介绍，中国科研人员发表在国内SCI期刊上的文献量不超过发表在全球SCI期刊量的10%，这意味着国内失去了大量一流科研成果的首发权，其结果是影响我国在科技议题设置、国际学术交流等方面的话语权。

从办刊上说，李爱军认为，期刊是可以引领学科发展的，而要引领学科发展就要能够汇聚一批从事某一领域的研究者关注自己的期刊。当然，期刊办得好，自然能够引起业界研究者的关注，而关注得多自然就办得越来越好，李爱军表示，这个过程是一个博弈的过程。

为此，李爱军提到了创办一流学术期刊的“中国智慧”，一种选择是在中国领先的前沿领域创办学术期刊；另一个选择是，是否有能力、有魄力把不同的资本、不同的资源汇聚到期刊上，让期刊能够完全跳脱出只在学术研究者里流转的被动局面。

李爱军举例说，新能源和新材料是当今世界战略前沿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国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中国是最大的新能源消费大国，而华人是这个领域中全球最大的群体，70%的新能源学术论文是华人发表的，所以，上海大学期刊社创办了一本相关的学术期刊，就是将中国在这个领域的研究与贡献呈现给全世界。

此外，李爱军还介绍了一种对期刊文章的科学管理方式——全生命周期管理，即在全球搜索相关子领域的优秀大家，通过自己刊物的主编、编委同时也是该领域知名的科学家或者研究者推荐寻找并约请该领域顶级科学家或学者撰写稿件，在拿到文章后，尽量减少作者把精力放在语言润色上，而由期刊社的专业人士为其润色文字；在审稿上，引入专业化的工具帮助编辑界定学术上及版权上存在的问题等。同时，借助新技术为学术出版进行数字化转型，借用一个纸版上的二维码，受众可以通过扫描之后看到一篇科学论文怎样从实验开始自备材料到最后测试成功，这种模式很受科学家的好评，也使不少上海大学期刊社出版的学术期刊迅速在国际上占有了一席之地。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推进一流学术期刊建设”，是这次高水准学术论坛的主题，而对中国期刊业而言，这一主题却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尤其是2019年8月中国科协等四部门发布了《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强调要以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为目标，构建开放创新、协调融合、世界一流的中国科技期刊体系。建设世界一流期刊，既是中国科技期刊的目标和方向，也应当是中国学术期刊的目标和方向。

(责编：赵光霞、宋心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