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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旋律影片正在成为中国电影市场的领跑者。

　　统计显示，到昨天为止，《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和《攀登者》三部献礼片的总票房突破64亿元。在此之前，在这三部影片的拉动下，今年国庆档不仅成为史上票房最高国庆档，同时也成为观众满意度最高国庆档。

　　如果我们把时间轴拉长，会发现这一现象并非偶然。无论是《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还是《烈火英雄》，近年来，中国银幕上出现了一批叫好又叫座的主旋律电影，实实在在地推动了中国电影市场的高质量发展。票房和口碑的“双高”代表了民心所向，在业内人士看来，这既是创作者改变创作思路的结果，更彰显了新时代的文化刚需。

　　从曾经与市场需求、艺术规律相悖，到频频成为爆款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影视所所长丁亚平告诉记者，“主旋律”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1987年，那一年的全国故事片厂长会议上正式提出了“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两年后上映的《开国大典》，成为主旋律影片的标志性作品。然而在一段时间里，由于一些创作者在认识上的狭窄和片面，把主旋律等同于概念化与程式化，导致一些主旋律影视作品成为高高在上的“宣传画”，而与市场需求、艺术规律相悖，“主旋律不赚钱”成为一种魔咒般的存在。

　　可喜的是，这一现象在近年来得到了有效扭转。2016年，《湄公河行动》成为当年国庆档票房冠军；2018年，《红海行动》不仅成为当年春节档票房冠军，而且刷新了当时的春节档票房纪录；今年暑期档上映的《烈火英雄》，同样在市场热度和观众满意度两项指标上都获得了不错的成绩。

　　可以说，正是有这些影片的案例在前，《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和《攀登者》三部献礼片在近期点燃电影市场，就在情理之中了。

　　将思想立意与商业手法相结合，以强视听来传递主流价值观

　　在业界和学者看来，主旋律影片近年来屡屡得到来自市场的正向反馈，首先源自创作思路和手法的改变。

　　在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研究员谭政看来，经过十几年的市场化产业化实践，中国电影人向市场寻求观众的意识不断增强；同时随着这些年大量海外商业电影进入带来的竞争与启示，中国电影人在电影的叙事技巧上也越来越熟练，都较以往有了很大提升。

　　具体到主旋律影片的变化，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孙佳山用“适应市场、拥抱类型片”来进行概括。

　　以三部献礼片为例。正如很多评论所分析的，《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和《攀登者》这三部影片能够表现出强大的市场拉动能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都将思想立意与商业手法相结合，以强视听来传递主流价值观。

　　就类型而言，三部影片都以非常明确的类型定位来对接目标观众，满足市场需求。比如《中国机长》是灾难片，《攀登者》是冒险类加动作片，《我和我的祖国》里的七个篇章，更是化用了爱情片、喜剧片等多种类型。

　　就题材而言，《我和我的祖国》打捞民族记忆，《攀登者》和《中国机长》都取材于国产电影此前不曾表现过的真实事件，这些都打破了观众对于主旋律电影的固有认知，拓宽了主旋律电影的市场空间。

　　就视角而言，三部影片尽管题材与类型各异，但都不约而同地聚焦于大时代下、大事件中的平凡个体。正是无数个体支撑了国家的前行，也正是无数个体共享着国家的荣光，这种对个人命运与国家前途血肉相连的书写与表达，完全从中国文化中生发而出，超越了好莱坞大片中的孤胆英雄模式，极大地唤起了中国观众的共情。

　　爱国之情的凝聚澎湃，在大银幕上得到宣泄和抒发

　　不过，仅仅发生在创作端的变化还不足以解释一切。电影理论家钟惦棐先生有一个著名的观点：电影美学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与观众的关系问题。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对记者表示，以此为依据，我们可以认为近年来一批主旋律电影成为市场爆款，最重要的是重视并契合了主流社会、观众的心理及愿望。

　　谭政也向记者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在他看来，改革开放40多年尤其是近五年来中国在各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使得普通百姓的国家认同感和自豪感大大增强，主流价值观正在全社会得到日益广泛的认同。“民间涌动着强烈的爱国主义表达欲望，影片给了他们非常好的宣泄和抒发。”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中国电影市场规模不断扩大，院线建设不断下沉的几年。孙佳山注意到，大量三四线城市的新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加入到了观影者队伍中，而他们是近几年随着国家发展而产生最强烈获得感的一群人。也正因此，主旋律电影成为将新一代电影观众转化为中国电影票房增量的最大文化公约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