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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近现代文学影响了中国几代人，也深刻影响了中国文学创作。作家王蒙在他的纪实文集《苏联祭》中这样写道：“如果我的青年时代有四个关键词，它们是革命、爱情、文学与苏联。对于我，青春就是革命，就是爱情，也就是苏联。”我上中学时，看过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而这两部俄文原著是上世纪70年代初进外交部后才读到。当时我在中苏边界谈判代表团工作，利用外交部的一个特殊借书证，在北图查阅有关边界问题图书的同时借到了这两本原著。那时，这些外文书籍被列为“文革”中的禁书，《安娜·卡列尼娜》则属“黄色小说”。

托尔斯泰出生在一个贵族世家,但不愿过不劳而获的生活。他说：“人活着，不是为了要求别人为自己工作，而是为了要服务他人。”他常与农民一起在庄园里种树、锄草，还自己做鞋。我曾三次前往托尔斯泰故居参观，每次都受到心灵的洗涤。托翁的墓地坐落在离莫斯科190公里的图拉故居。名声显赫的大文豪的坟冢，只是一个普普通通长方形的土堆而已，未设墓碑，没有任何装饰，也无人守护,一切都是那么自然而平凡。1895年3月，托翁写下这样的遗嘱：要像埋葬叫化子那样，用最便宜的棺材，为我做一个最便宜的坟墓，不要放鲜花和花圈。根据托翁本人的意愿，这块简朴得不能再简朴的土墓，成了一生都在痛苦思考、探索真理的伟大作家的长眠之地。这位语言、思想和精神的泰斗，用自己伟大的人生铸成了不朽的丰碑。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参观托翁的墓地后感叹道，这是“世间最美、给人印象最深、最感人的坟墓”。

令人感兴趣的是，托翁还有一段不解的中国情结。在去世前半年，托翁说，“假如我还年轻，我一定要到中国去。”在世界各国的大作家中，恐怕很难找到像托翁那样关切中国人民的命运、喜爱中国古代哲学并影响中国现代文学的人了。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托翁愤怒揭露和谴责了英法联军屠杀中国人民的罪恶行径。1900年，他又发表了题为《不准杀害》的政论文章，对八国联军在中国的烧杀抢掠提出了严正抗议。19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托翁对中国古代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他认真研读了孔子、老子、孟子、墨子等人的著作，对孔子学说中的“修身”思想和老子的“无为而治”的理想王国赞赏至极。这种影响在托翁的“道德自我完善”、“勿以暴力抗恶”的思想中都有反映。迄今，在他的书架上还完好保存着孔子和老子等中国先哲作品的俄文版译著。托翁名字在19世纪末传到我国，随后他的作品相继被译成中文。托翁的思想和创作，对我国五四运动以后的现代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诸如鲁迅、瞿秋白、郭沫若、茅盾、巴金等名作家都曾不同程度地接受了托翁的洗礼。

俄罗斯文学普遍格外沉重，就像有读者形容为“大地、雪原和旷野中的呼喊”，读起来并不轻松，要求投入到熔炉中，在精神上进行一番修炼。有人评称：“一篇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给你带来的精神震撼，可能远超过看一万个段子得到的肤浅快感。”我们这一代人都记得保尔·柯察金的那段闪光格言：“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 1999年在乌克兰开拍《钢铁是怎样练成的》20集电视剧新闻发布会上，我致词说，这是一部影响过几代中国人的生活教科书。就是在今天，它在全国的畅销书中也依然名列前茅。为什么这部书几十年来长盛不衰？最重要的是其具有震撼心灵的精神力量，而英雄精神是可以超越时空的。当我用俄文朗诵“人最宝贵的是生命”这段名言时，会场上自发地响起了掌声。这也是我外交人生的座右铭。我想，年轻人就应该有梦想，有追求，要奋发有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