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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7月1日至4日，应时任钱其琛外长的邀请，印尼外长阿拉塔斯对中国进行了为期4天的正式访问。访问结束时，两国外长签署了“中国和印尼复交公报”，最终完成了恢复两国外交关系正常化的进程，终于使两国关系掀开了新的一页。1990年8月，中印尼复交后，刘新生被任命为中国驻印尼使馆临时代办。离京赴任前，外交部领导交代了两项“政治任务”，一是抵达印尼之后，要设法尽快开馆，正式对外办公；二是要举办 41 周年国庆招待会。

经过双方协商，中国大使馆定于 1990 年9 月27日正式开馆。在开馆仪式上，一面崭新的五星红旗在下榻旅馆二楼阳台的旗杆上冉冉升起，迎风飘扬。先遣组七位同志在筹备有关开馆事宜的同时，全力以赴准备国庆招待会。

刘新生“因地制宜”在旅馆租用了一个小宴会厅，搞了一个冷餐招待会。晚7时，客人们陆续光临。7时30分，时任印尼国防部长兼代理外长贝尼·穆达尼将军作为主宾在外交部礼宾司总司长陪同下步入宴会厅，在播放中、印尼国歌之后，招待会正式开始。

在穆达尼将军抵达15分钟后，礼宾司总司长通知刘新生，穆迪奥诺国务部长要来出席招待会。礼宾司总司长说，穆迪奥诺国务部长有“两个特点”，一是他除陪同苏哈托总统出访外，本人很少出国访问；二是他很少出席外国使团的国庆招待会的社交活动，今天国务部长亲临中国大使馆国庆招待会是个“例外”。 “我一见到穆迪奥诺国务部长，首先转达了钱其琛外长对他的问候，并感谢他为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所做出的积极贡献。”刘新生称赞穆迪奥诺国务部长是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开路先锋。他谦虚地说，决策者是苏哈托总统，他只不过是做些具体工作。

一个半小时国庆招待会时间已过，但来宾们个个不愿离去。前来出席招待会的除印尼内阁两位“重量级部长”外，还有雅加达特区省长、卫戍司令和外交部一些高级官员。印尼外交部礼宾司一名官员说，“你们招待会出席人数虽不多，但出席的印尼官员规格之高，恐怕在雅加达使团庆祝国庆招待会中也不多见。”

中、印尼两国自 1990年8月8日正式复交的消息在亚洲，特别是在东南亚国家引起了巨大反响。新加坡外交部发表声明，欢迎中、印尼两国实现关系正常化。新加坡《联合早报》在一篇评论中指出，中国和印尼恢复外交关系，随后可能与新加坡建交，其冲击作用，“将不仅是改善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也将开辟一个合作的新纪元”。与此同时，泰国、菲律宾等国官方人士及舆论界也纷纷发表谈话或评论，欢迎中国与印尼复交。但引起了台湾当局的恐惧和不安。为阻挠中、印（尼）两关系发展，缩小两国复交后给台湾带来冲击的负面影响，台湾驻雅加达机构精心策划了一起政治事件。

刘新生说，10月10日，“台北经济贸易代表处”就在当时中国大使馆所在的“普罗浮屠旅馆”举行大型招待会，庆祝“中华民国”成立 79 周年，企图在我们立足未稳的情况下，给我们一个“下马威”，这是明目张胆的挑衅。我们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进行研究，决定先摸清有关情况，然后分头交涉。当我们乘车抵达印尼外交部院内时，发现时任政治司代理总司长阿塔米先生正准备驾车回家，此时我也顾不上必要的外交礼节，一步冲上去拦住阿塔米先生，说明了我们的来意。我向他简要陈述了台湾驻雅加达机构拟于当晚在“普罗浮屠旅馆”举办“双十国庆”招待会情况，并提出了三项要求：一、要旅馆立即撤掉通告牌上的“中华民国”称谓；二、宴会厅内不能悬挂伪“国旗”；三、招待会上不得奏伪“国歌”。阿塔米先生重申，印尼政府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印尼和台湾只保持民间关系，“台北经济贸易代表处”只是一个民间机构，不享有外交地位。他将中国大使馆提出的要求，立即指示有关人员处理此事。

据事后了解，招待会开始前，旅馆值班经理凯马尔先生按照印尼外交部指示，立即找了台湾“代表处”有关人员，宣布了“三不”。台湾“代表处”人员听后十分恼火，并要凯马尔先生出示书面函件。凯马尔先生说，他是奉命执行印尼外交部有关指示，如果招待会主人不理会此事，他将命令旅馆保安人员强行降下台湾伪旗，否则将由招待会主办人承担一切后果。台湾“代表处”人员见凯马尔先生态度十分强硬，看到大势已去，不得不灰溜溜地降下悬挂在宴会厅主席台上的伪旗。这场斗争最后以台湾的失败而告终，驻雅加达“台北经济贸易代表处”真可谓“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见证中美外长不寻常的文莱会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