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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网：《致江东父老》在好几篇作品中出现了连接“生与死”的意象，例如《白杨树下》《小站秘史》，很像《聊斋》，是否是受到了这类古典文学的影响？

　　李修文：古典文学对我影响巨大，其中，《聊斋》更是我最喜欢的几部作品之一，其上天入地、阴阳难分、虚实不辨，都作为一种骨血深深地驻扎在了我的身体里。但是，我也一再说过，我们在今天不是要代替古人去写作，而是要像古人一样，敢于去冒犯，敢于去重新确立，去建立自己写作的有效性，而不是沉浸在古典的遗风中无法自拔。

　　你提及的作品，大约都有一点似幻似真之气，但它们在我看来，就是我内心里的真实，这就是我的“真实”观：在写作中，一切真实都要归于美学的真实，归于精神个体的真实。所以，当有人向我指出，《白杨树下》所写的鬼魂绝对无法在世上遇到时，我只能报以苦笑：难道我们要去找屈原打听“山鬼”是否真的存在过吗？

　　新华网：《致江东父老》读来似散文又非散文，在创作手法上还有很多小说的技法，当下的文学阅读领域，似乎更看重小说的创作，或者说人们更愿意看故事。您觉得当下的散文创作有哪些新的抵达路径？

　　李修文：的确如你所说，小说在今天这个时代的各个文体之中，几乎已经形成了某种“霸权”，这可能和我们这个时代对故事的依赖有关，我们买一支股票，做一个综艺节目，都需要讲故事。我对这种“霸权”有近乎本能的反感：我们的语言在当代的叙事进程中并未获得什么显著的成长，这个时代的文字很难去塑造我们的山河，也很难从获得一个时代的人格力量，也许，是时候说出“小说、故事其实没那么重要了。”

　　我反倒觉得，在今天，如何重建散文的主体性，是一件大事。过去，我们通常认为，各个文体之间的中间地带构成了散文的主体性，现在我的执念是：散文的主体性，可能恰恰在于抢夺和侵占——抢夺各种文体，抢夺戏剧，抢夺影像，以此构成新的主体性。

　　新华网：您曾说希望在自己的文字中复活“中国式面孔”，“中国式面孔”有哪些显著的特征？

　　李修文：我与其是在说“中国式面孔”，毋宁说是：在今天，哪怕每个人都在一意向前，但其实，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也许仍然会行走在一条现代性未完成的道路上，而且，这条道路极为丰富、含混和幽微，那些承担了如此种种面目的人，就是“中国式面孔”，这些面孔，包含着这个时代的刘关张，更包含着鲁迅先生笔下那些人物在今天的化身。长期以来，他们的面目被混淆了，甚至被篡改了，作为一个写作者，我们的价值之一，也许就是将他们指认出来。在我们的叙事中，我看到了许多卡弗笔下的人物在中国，看到了博尔赫斯笔下的人物在中国，现在，也许到了一个我们将这些人指认出来、带领出来，重新回到中国式的源流与怀抱中之时了。

　　新华网：您的作品中一部分很有中国古典的气韵，有如古诗素朴动人的底色和传统戏剧的一唱三叹的美与节奏，当下的创作者如何从经典中得到真正的传承和创新养份？

　　李修文： 一个常识是：所有有效的古典性都具备强大的现代性——当林冲夜奔，一颗被碾压过的心在弥天大雪里狂跳；又或在京剧《天女散花》中，梦境与现实互相交织，此身非身，彼心即是我心。这时候，无论我们与它们诞生的时代有多么遥远，也能够确信，它们所传达的气息与处境与我们是相同的，风雪山神庙和那座不得其门而入的城堡其实就是一回事，我以为，这就是现代性。

　　所以，真正的传承，是创造出一种和古典打通的心意和遭际，以我自己而言，惟有生活将我抛掷在和陶渊明、杜甫、王安石同行的夜路上，我才能够确信：在情境之外，某种真正的传承终于诞生了。

　　而且，对于古典，我们必须保持起码的怀疑：你继承的是古典内部的活力，还是那些僵死的遗风？古典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们充满了挑衅、挤压，它们绝非只是今天的人们在香案上摆放的几枚供果。实际上，它们长成果子，首先就是因为地下还有不断蔓延、扩张和冒犯的根须。

　　新华网：《致江东父老》里面已经有两三篇被购买了电影改编版权，您是否会参与编剧工作？期待电影会呈现怎样的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