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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兰县武篆镇拉甲山上有一个山洞，名叫列宁岩（曾叫“北帝岩”，1930年红七军军长张云逸提议改称“列宁岩”），便是广西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

　　1925年夏，韦拔群从广州学成回到东兰，开办广西东兰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来自右江和红水河地区10多个县276人，接着韦拔群又分别于1926年、1927年先后创办了第二、第三届农讲所。三届农讲所，共培养了近600名农运骨干。

　　记者在列宁岩看到，岩口两侧贴有“要革命的站拢来，不革命的走开去”的革命对联。岩内整齐摆放着数十张木制桌凳，正前方陈设着昔日的讲台和教员的宿舍。“快乐事业、莫如革命”这幅韦拔群题写的对联就挂在教员宿舍门口。

　　当时农讲所不但开设政治理论、革命史、哲学、经济学常识等课程，还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使学员既能组织群众、宣传真理，又能领导武装斗争。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这里培育的革命火种撒向右江大地，渐成燎原之势，为百色起义的胜利举行、红七军的建立和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创立打下了坚实基础。

　　1926年冬，韦拔群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6年12月，中共中央局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这样写道：“韦同志在东兰已成了海陆丰之彭湃，极得农民信仰。”

　　从1914至1925年，韦拔群两度变卖家产，三度远离家门，爬山涉水，费尽周折，矢志不渝，目的只有一个——追求真理，救国救民！

　　从1921年正式组织农民革命运动起，韦拔群一直走在时代前列，勇敢地肩负起了历史赋予的使命，领导掀起了以东兰为中心的右江大革命运动高潮。

　　在推翻军阀统治、反抗剥削压迫的革命斗争中，韦拔群以自己的革命实践为中国革命和党的理论建设提供了成功典范和丰富经验。

　　“革命者要不怕难，不怕死”

　　1926年，广西当局对东兰的农民运动进行疯狂残酷的镇压，大肆烧杀掳掠。据史料记载，反动当局纠集部队，血洗东兰，被捕被杀农运骨干和群众达700多人，掠走马牛2647头，焚烧村庄损失的房屋、粮食、衣物、猪羊不计其数。

　　这就是当时震惊省内外的“东兰农民惨案”。韦拔群的房子也被烧毁，妻子和刚出生3天的婴儿被抓入县城大牢。

　　韦拔群没有被气势汹汹的敌人吓倒，他一面到首府南宁控诉反动当局的滔天罪行，印发《请看军阀官僚劣绅土豪烧杀东兰农民之惨状》的《快邮代电》，一面带领农军与敌人巧妙周旋，斗智斗勇，继续坚持斗争。

　　结果各地各界同胞纷纷声援东兰农民的正义斗争，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广西当局也对东兰农民运动作出比较公正的处理。

　　韦拔群随后在武篆举行了5000多人的庆祝大会，宣布恢复农民协会、农讲所，惩办县知事，把土豪劣绅的财产没收作为教育经费等。

　　东兰农民运动不仅没有被镇压下去，反而掀起更大的高潮。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新桂系军阀派大批兵力，伙同地方反动武装，大举镇压农民运动。

　　“在白色恐怖下，韦拔群坚定地率领农军，继续坚持革命武装斗争，这在当时全国罕见。”东兰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韦忠朝说。

　　1929年8月，在南宁召开的广西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上，韦拔群被选为广西省农民协会副主任委员。10月，他率领农民自卫军攻占东兰县城，建立革命政权。

　　1929年12月11日，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等领导在共产党掌握和影响下的广西警备第四大队、教导队和右江农民军举行百色起义，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和右江苏维埃政府，韦拔群担任红七军第三纵队队长和右江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

　　1930年1月韦拔群率部转战右江盆地、红水河一带，打退了右江地区反动武装和桂系军阀的进攻，歼灭、瓦解桂军及土匪民团数十股，保卫了根据地，捍卫了起义的胜利果实。

　　1930年3月，韦拔群与邓小平一道在东兰武篆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实现了千百年来广大农民“耕者有其田”的梦想。

　　群众从心底里有说不完道不尽的喜悦，他们唱起山歌，赞颂土地革命：“跟随共产党，翻身齐有份；不论老和少，人人有田耕。”

　　1930年11月，红七军按中央指令在河池整编后奉命北上。根据革命的需要，红七军前委决定留下韦拔群继续坚守右江根据地。

　　韦拔群把自己部队中的精兵强将、优良武器都补充给北上的主力部队，自己只留下一个番号、一面旗帜，奉命带领特务连返回东兰，重新组织扩建部队。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游击斗争，反击国民党军的多次“围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