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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的患者会显示出“高功能”。一个北京大学的博士生，研究能力并不弱，但一直没办法开始写论文；一位40多岁的大学老师靠着惊人的自律完成了自身知识积累，但他必须要制定特别严格的时间计划表，才能完成工作，成为博士生导师后，他必须靠提升注意力的药物完成教学和课题任务。

　　钱英认为，要预防成年后出现类似问题，需要从小进行干预。她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是学龄前干预，目前，国际通行的认知是“及早判断、及早行动、积极治疗”，钱英解释说，这意味着不一定要给“多动症”的学龄前儿童下诊断结论，但一定要尽早对有这些表现的孩子进行专业干预，特别是非药物干预。

　　钱英特别欣慰，在贵州省第二人民医院青少年学习障碍门诊开设半年后，有了第一位就诊的学龄前儿童，尽管最终诊断结果孩子并不是“多动症”，但钱英认为这说明西部地区家长对这种病的认识开始萌芽。

　　钱英解释说，人的大脑发育到一定年龄就会比较成熟，但人执行技能的发育持续时间会比较长，有的人会一直发育到成年以后。可以用一些专业方法，促进执行技能发育缓慢的孩子提升发育水平。

　　目前，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和深圳儿童医院正在联合做学前“注意缺陷及多动障碍”干预的尝试，国外的专业研究者也参与其中。钱英发现，几个月的训练后，有的孩子进步明显，“确切的结论在5年后可能会研究出来。”钱英说。

　　去精神卫生医院治疗是难以迈过的心理坎

　　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了解学龄前“多动症”的治疗知识，钱英写了一本书，介绍如何进行执行技能的家庭团体训练，让更多家长能发现问题、重视问题，对孩子做一些主动干预。

　　她认为更重要的是如何让家长和孩子真正坐到专业的医生面前，但目前的尴尬是，专业医生往往在精神卫生研究机构或者人们常表述的“精神病医院”中，带着孩子走进这些地方，在不少人心中还是难以迈过的坎儿。

　　钱英注意到一些民营早教机构都开设了儿童专注力训练课程，收费是公立医院的十几倍甚至几十倍，许多家长愿意给孩子报名。她认为，一方面要看到这些机构良莠不齐，没有教学标准，老师的专业素养不一定能胜任课程要求；另一方面，未来专业医疗机构可以和教育机构合作，把专业知识融入幼儿园和学校的课程，孩子和家长会更容易接受。

　　贵州省第二人民医院妇女儿童科主任吴刚也表示，“希望专业门诊能带动更多人重视青少年的心理问题，就当作治一次心灵感冒。”吴刚计划为科室争取一批专业的诊疗设备，输送更多的医护人员参加专业学习，未来建设一个与教育机构和公益组织合作的平台，赶走陈旧思想下的“病耻感”，让更多“多动症”孩子快乐地接受治疗。（记者 白皓 实习生 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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